Work Text:
结束了一天的学业后，我来到圣骏堡的“儿童之家”。
这座孤儿院由废弃的教会改建而来，比我想象中干净整洁。接待我的是一位退休的工人：
“您就是塞拉菲娜女士吧？劳烦您百忙之中来给孩子们上课了。”
我看到孤儿院有两层，空间并不大，第一层是活动室和教室，第二层自然是孩子们睡觉的地方。整座房子看上去很老旧了，刷了厚厚的新漆。就在此时，工作人员说，他们要带我去见孤儿院的院长。
令我无比惊讶的是，这座孤儿院的负责人居然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性。她看上去三十出头，个子很小，身穿黑色长裙，没有任何装饰。但我从她的相貌中感受到，她应该不是圣骏堡本地人。
“叫我Whitesmith就行了。”无论何时她都在笑，解释说这里恰好缺一位给孩子们补习语法的老师，只能麻烦我暂时忍受不太舒适的卫生条件了。
“Whitesmith女士的身体不是很好，去年就坐上了轮椅。”一旁的工作人员补充道，“把这所孤儿院办下去一直是她的心愿。但现在人太少了，我们也没想到会有大学生来这里帮忙......”
我慌忙打住了他们的道歉，连连点头说：
“不，能来这里是我的荣幸。”
我说的不是假话。
自战争结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如释重负。在此之前，我已在女校浪费了三年光阴，每天都能看到新的学生被强制召进军队。我只能在八点的宵禁前麻木地复习功课，一遍又一遍背诵枯燥的拉丁文。
如果不是那年秋天的一场巨变，我恐怕会和父母说的那样，毕业后成为圣骏堡女子中学的老师，与同样是中产的职员结婚。战争结束后，我和其他同学被分到了城市公社里，很多人进了工厂，而我选择在圣骏堡大学继续读书。我们十个人挤在公寓楼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大家兴奋地分享见闻。
之后我也加入了共青团，一开始只是在周末打扫街道、清理废墟。我们偶尔会去乡下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义务劳动，教农民拼写西里尔字母。然而我渐渐不满足这些简单的活动，巨大的不安与空虚仍然如影随形。我焦虑地想要拿什么填补自己，于是在同学们的介绍下，我终于敲响了“儿童之家”的大门。
尽管工作人员一再强调，如果实在适应不了艰苦的工作，可以申请离开。但强大的信念与责任感驱使着我，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里坚持下去。
或许是住惯了城市公社的缘故，我很快适应了拥挤的孤儿院。哪怕只是估算，两层楼加起来都有上百人。清理地板的时候，我必须要很小心才能不撞到他们。这些孩子经历了战争和饥荒，被送到“儿童之家”时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由于床位不够，很多人只能睡在地板上，两三个挤在一起。
我们的日常工作很简单：每天七点叫他们起床，吃完早饭后集体唱《国际歌》，上午我们需要教授俄语、数学和历史。下午则是劳动实践，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扫地、拖地、种树，最后完成作业。
然而看管纪律并不容易，由于孩子们总是跑来跑去，一堂课的最后经常变成大家满屋子抓学生。Whitesmith不能走路，只能推着轮椅在身后狂奔，无奈地让他们停下来。好在看到她有些滑稽的样子，大家还是乖乖回到了座位上。
实话说，我很喜欢孩子们，和他们相处的时光让我逐渐找回了做老师的价值。尽管我每天只能抽空前来帮忙，但都拖到很晚才回去，累得全身都要散架了。孤儿院里也渐渐流传我的美名，“我和他们都说，你一定会成为很好的老师。”Whitesmith拉着我的手，用十分笃定的口吻说。
然而，她的话只会让我羞愧低下头：这样的我，能拥有被人夸奖的资格吗？我不知道。
经过一段时间，我渐渐跟Whitesmith熟悉起来。
她主动介绍说，她是从高加索来的波西米亚人，被抓去征兵后一直在圣骏堡流亡。她得了一种奇怪的罕见病，一开始是大腿疼痛，紧接着突然站不起来。这种疼痛逐渐扩散到下半身，医生检查不出原因，只能说是一种慢性病。如今她坐在轮椅上，为了方便生活搬到了一楼，每天靠吃止痛药度日。
有时我不想回去，就和孩子们一起睡。Whitesmith的卧室在办公室，等二楼熄灯后，我偷偷望着她熟睡的模样。好几次她被疼痛惊醒，问我怎么还没回去。
“你看起来很痛苦，要我陪你散散心吗？”
我推着轮椅，带她来到后院。那是一片荒地，碎石和弹坑混杂在一起。圣骏堡的夏夜明亮而短暂，哪怕已经是十一点，太阳依旧不会落下。Whitesmith突然回头对我说：
“其实你一直在偷看我。”
见我不说话，她笑得更厉害了：“好啦，别担心，我又不是第一天坐轮椅了。”
“怎么样？跟孩子们相处愉快吗？”
我推着Whitesmith在夜色中散步，灰白色的天空终于暗淡下来，模糊地看到上面挂着星星。月色中她长长的影子在白墙上摇曳，映衬出瘦削的身体轮廓。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她，但是话到嘴边说不出口。
“你来圣骏堡多久了？”
“我一直在，我今年读大学。”
Whitesmith的眼睛里露出羡慕的神色。
“我已经有十年没回到家乡了......”她的声音低了些，“这些孩子也是，很可怜吧？”
“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她咯咯笑了，“塞拉菲娜，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并没有做什么。”
Whitesmith的声音变轻了。“我们能拿到的补贴并不多，仅仅是勉强维持温饱的程度。”
“这里一共有两百多个孩子，但是我接管后，现在只剩下一百五十个了。”
“这不是你的错。”
我刚想安慰，她摇了摇头。
“他们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字，连名字都不会拼，很多人因为瘟疫或者饥荒死去了。塞拉菲娜，我们都很感谢你，”Whitesmith回过头，拉住我的手说，“孩子们都很喜欢你，他们没有父母，一直说你就像妈妈一样。”
她握得很紧，我感受到从指尖传来的热度。那是一双惨白的、指节分明的手，合在一起刚好把我的手覆盖住，我怔怔地望着它们出了神。
不久后我升上了大学二年级，学校事务更忙碌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参加职业实习，并且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工厂。广播里每天在报工业化的新闻，收音机里传来铁厂和钢厂的捷报，但是只能听见一串又一串数字。
公寓楼里大家的讨论更激烈了。有的人戒了烟和酒，过上苦行僧般的生活。有的人干脆恢复了旧式贵族的做派，天天寻欢作乐。当问及毕业后打算干什么，我只是摇头说还没想好。
我在“儿童之家”的时间更加简短紧凑。经过一年的学习，孩子们逐渐掌握了西里尔字母，课堂纪律也改善了许多。我了解到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波罗的海、乌克兰、还有西伯利亚。下课的时候，他们一哄而上，抢着问我要少先队员的奖章。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苦差事。好几次我遇到了重大的流感，不得不把孩子隔离起来，还是有两个人因病去世了。Whitesmith说这是很常见的事，她把他们抱在怀里，用家乡的方言轻轻念着祷告。事实上，我对死亡已经麻木，几乎是面无表情地帮他们合上眼睛。
Whitesmith对孤儿院的一切了如指掌，她记得每个孩子的名字和生日，也记得他们几岁了。谈到未来的发展，她叹了口气说，目前圣骏堡已知倒闭的“儿童之家”超过了十所。
她说她还有很多要做的事：等到来年春天，要扩建一个更大的房间。
然而不到一年，我收到了Whitesmith卧床不起的消息。
起初她得了风寒，为了防止传染给孩子们，她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但是她的感冒迟迟没有好转，逐渐染上了并发症，连站也站不起来。医生说，如果不是之前的基础病，她不会像现在那么严重。
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儿童之家”，发现外墙上的白漆几乎完全剥落了。屋外的荒地没有人打理，苔藓多到把地上的弹壳都覆盖住了。
推开门的时候，孩子们蜂拥而上把我围住了。“塞拉菲娜妈妈！我们好久没见你了！”我蹲下身，哭笑不得地摸着他们的头：“你们都跟谁学的？我还没到能叫妈妈的年纪呢。”
“可是塞拉菲娜妈妈，我们都很想你！”孩子们七嘴八舌，用语法错误百出的俄文跟我讲在孤儿院的见闻，“今天Whitesmith妈妈炖了土豆，你也要吃吗？”
“带我去见她。”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推开。马上又有新的孩子上来拉我的手，拽住我的衣摆，一个劲把我往小房间里送。于是我就这样，被他们护送到了Whitesmith所在的地方。
门没有上锁，我看到Whitesmith坐在床上，只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她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眼神里没有血色，琥珀色的瞳孔如同大理石雕刻一般，在昏暗的灯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色彩。她的双手垂在胸前，肩膀比以前更窄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反应出我已经到来，表情一下子柔和了许多。
“Whitesmith妈妈！”
不等她开口，孩子们一簇而上，被我一一拉了回去：“好啦，Whitesmith要休息，我们一会再找她玩行吗？”
于是孩子们听话地离开了，为我关上房门。Whitesmith丝毫没有生气，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笑了：“呵呵......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呢。”她似乎话里有话，我立马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手却被她抓住了。
她的手很凉，好像皱成了一团，突出的指关节有些骇人。Whitesmith的中指碰到我的掌心，我感受到闪电般的触觉。想到孩子们都叫我和她“妈妈”，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好久没见你来了，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我跟她说，我的所有专业课都拿到了最高分。Whitesmith满意地笑了，我忽然鼻子一酸。尽管没有危及到生命，她现在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少。跟我刚来的时候相比，留下的孩子们也少了许多，屋子比原先更宽敞了。
“他们有的去做了学徒，但更多是死在了流感里。”说这话的时候，Whitesmith并没有悲伤，“还有的人离家出走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环顾四周，孤儿院的内部装饰更加陈旧了。一楼好几个灯泡都坏了，墙纸也掉了下来。Whitesmith说，除了我和她，如今在这里工作的只剩下个位数，但因为孩子数量的减少，反而比刚开始轻松多了。我不想看到她害怕为难我而露出艰难的笑容，抢先一步说：“我很乐意。”
Whitesmith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我天天都会听新闻。”说着她转向我，我突然发现我们一直牵着手，“你有想过毕业以后去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应该是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工厂吧。”我漫不经心回答着，其实很想说我会留下来，我想接管“儿童之家”。但我不敢说这么违心的话，哪怕仅仅是让她开心一点。我不安地想松开她的手，她却握得更紧了。
“跟我想的一样呢。”她仿佛无论何时都能猜到我的想法，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正对上她殷切的目光，“你知道吗？只要每次能看到你，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她伸出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摸着我发烫的脸颊。这个距离太近了，我忘记了呼吸，毛茸茸的、痒痒的触感从鼻尖滑过。
我下意识回答道：“我以后会常来的。”说完我偷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似乎是不敢相信。我并没有说客套话，然而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就在这时门被打开了，我看到医生走了进来。“好啦，Whitesmith女士需要休息，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随着冬天到来，圣骏堡的黑夜越来越长。
每年这个时候街头会出现许多冻死的流浪者，“儿童之家”也不例外，这座年经失修的建筑天花板仍然漏风，先前好几个孩子因发烧死去了。
我不喜欢乌萨斯的夜晚，它们平静而漫长，天空如同黑洞，会把一切的活物都吸进去，于是我一下课就往孤儿院跑。这里有两个暖炉，摆放在角落里。孩子们围成一团瑟瑟发抖，见我到来兴奋极了。
冬天通常不需要长时间学习，我们每天会花一小时出门铲雪。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天就黑了，我给孩子们讲完故事，就早早哄他们入睡。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要去Whitesmith的房间。
Whitesmith的身体依然没有好转，随着寒冷的加剧病得更厉害了。我们煮了土豆炖肉汤，她却难以下咽，现在只能吃下简单的流食。我把土豆捣碎成泥，倒了点牛奶送进她的嘴里，一次只能倒一点点。
吃了点东西后，她的精神好转了很多。意识到我进门后，她艰难地睁开眼睛，但很快又闭上了。Whitesmith伸出手，试图找寻我的位置，却只碰到了衣袖。
“塞拉菲娜......”她抬起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叫我的名字，声音小到快要听不见了，“......坐在这里好吗？来陪我说说话吧。”她闭着眼睛，露出淡淡的微笑，双手无力地摆放在胸前。我想俯下身拉住她，然而触碰到那双手的一刹那，我红着脸抽出去了。躺在床上的Whitesmith如同溺水的奥菲莉亚，身穿黑色长裙，裹着厚厚的被子，惨白的脸颊上只有一点血色。我不敢面对她，仿佛多看一眼，她本就脆弱的生命会一下次枯萎。
望着她虚弱的模样，我似乎能预感到什么，最终一句话也没说。我索性坐在床边，拾起她没织完的毛衣继续工作。我们在夜晚中静静等待黎明的到来。
当时针指向五点时，我迷迷糊糊打了个哈欠，刚打开房间门，就看到堵在门口的孩子扑了上来。“塞拉菲娜妈妈！我可以进去看看Whitesmith妈妈吗？”围上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快要把房门堵个水泄不通：“我也要看Whitesmith妈妈！”“求您了，让我进去吧！”
“好啦好啦——嘘！小声点，她还在睡觉呢！”我弯下腰，把食指放到嘴唇边，孩子们显然不服气：“可是您一直这么说！”
“我们不知道Whitesmith妈妈怎么啦......从一年前开始，她就一直待在小房间里，好久没和我们说一句话了！”孩子们委屈地说，“求你啦，让我见她一面，好吗？”
越来越多的孩子应声附和，Whitesmith也从熟睡中惊醒，他们兴高采烈地一哄而上，抱住了她的手臂。我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依偎在她瘦弱的臂弯中，明明是如此温馨的画面，一阵异样的情绪却涌上心头。
这时还有几个孩子在我身边。“塞拉菲娜妈妈，您和我们院长的关系真好——要是你们永远是我妈妈就好了。”
“我没有家，也没有妈妈，现在Whitesmith妈妈也生病了......”她扭捏地说，“我好想回家呀......”
我俯下身，迅速换上了笑眯眯的表情。“妈妈每天都会来看你们，我们来拉勾好不好？”我伸出小指，尽管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诺言。
这时我的余光向床头看去，床上的女人忽然对我笑了。
当圣骏堡的雪开始融化，春天才真正来临。我也离开了大学校园，准备前往西伯利亚：我将在这个寒冷的偏远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物理老师。
长长的列车在埋入积雪的铁轨上缓慢前进，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仍然是白茫茫的景象。紧接着火车驶入夜晚，这条由西向东的轨道穿梭在满是冻土的荒原上，随着距离的增加，车厢内部越来越不平稳，我们不得不抓住扶手才不会晃得东倒西歪。
和我乘车的都是一个年纪的学生，我们身穿共青团服饰，胸口别着徽章，被统一分配到离圣骏堡最远的地方。天已经完全黑了，这时有人开了瓶伏特加，顶着充满醉意的脸，轻声哼唱《国际歌》，周围立马跟唱起来，打破了短暂的宁静。我把头靠在车窗上，被颠簸的车厢晃得头晕。
过了很久，夜渐渐深了，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大家东倒西歪地睡着了，还有人干脆躺在地上，然而我再一次失眠了。
我们到达西伯利亚已经是七天后的晚上。
由于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很快适应了简朴的工作环境。我们要在这里待满三年，我不仅要担任两个班级的物理老师，还要负责全校学生的饮食起居。
在日渐忙碌的生活中，我的心灵一点一点得到充实。我无比享受现在的工作，只是偶尔会怀念在圣骏堡读书的日子。和我一起挤在公寓楼的舍友，如今有了不同的去处，我们很少能见面了。
此外，我还会回想起在“儿童之家”的生活，想起那些拉着手缠着我讲故事的孩子们。我也会想起她，那个坐在轮椅上，追着孩子们跑的女人。
圣诞节前夜，我买了回圣骏堡的火车票。
如今的家乡和原先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教堂被改建成了工厂和学校，马路上的汽车也变多了。还有原先我住过的城市公社，现在搬进了新的住户。
当然，此次出行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探访圣骏堡的“儿童之家”。然而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变成了一座废弃的建筑，门口的招牌也被撤下，屋顶的天花板已经缺了一个角。
我茫然地站在门前。环顾四周，那里依然是一片荒地，甚至比原先更潦草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敲响了房门，迎接我的竟然是一群装修工人。
“你不知道吗？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新的纺织厂。”
我一时语塞。
“你是要找什么人，对吗？”工人们说，“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望向建筑物的内部，确实如他们所言，四周只剩下白墙，连一楼小房间的隔墙也被拆得一干二净。
“这里原来是一座孤儿院，但是没有人负责了。”工人们说，“孩子们搬的搬，走的走，现在不知道哪去了。”
“那原来的负责人在哪里？”
这时我看到角落里摆放着空轮椅。
“噢，你问这个？”工人像想起什么似的，“听说管理孤儿院的是一个残疾的波西米亚人。”
“......！”
“但是她已经死了。”
眼前的门一下子关上了。
“抱歉，女士，这里闲人免进，我们要继续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