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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辅，一个暖和的夏日傍晚，朋友跟我讲了他外公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乌克兰。他的外公是个农民，在德军又一次进攻后，他发现自己居然在德军的占区里。这个男人很想跟纳粹作战，但首先，他得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有两个选择：留在敌占区寻找游击队，或者加入苏联红军。他决定去找游击队，就这样，他偶遇了一支与德军作战的陌生队伍。故事中并没有提过这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队伍，但男人觉得他们可能是一拨马赫诺主义者（译注1：1918年至1921年俄国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境内存在的由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建立的公社性质的政权。）。苏俄起初与马赫诺结盟，曾考虑让自由地区进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实验。但是，苏俄逐渐视自由地区为威胁，并将其宣传为军阀地区，展开进攻。朋友跟我说，他的外公生动讲述了自己有多么想尽可能地远离这拨人，因为这拨人既不容于纳粹也不容于红军，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其中某方碾碎。
关于这一小拨人的事情，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他们的领头人可能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马赫诺主义者欧西普·瑟布里（Ossip Tsebry）。1921年，欧西普逃离了布尔什维克的治下。1942年，欧西普回到乌克兰，打算发起既反对纳粹，也反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游击运动。尽管世人对此知之甚少，但这一小股人确实存在过，并且最终溃败于纳粹之手，瑟布里也因此被俘。他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1945年，集中营为盟军所解散，而瑟布里则又一次选择了逃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在2014年的那个秋天，当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当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挺进时，我们又想起了欧西普·瑟布里。在那个时候，哪怕是听说俄军的坦克会开进哈尔科夫、敖德萨，甚至是基辅，我们都不会惊讶。那时我刚刚从圣彼得堡回来，在那儿我见识到了俄罗斯社会实际上会怎样全力支持这场入侵。在那儿没有任何的反战运动，而当我们同朋友之间交换彼此对其的回忆时，我们的心情就如这激烈的局势般汹涌。
暗潮汹涌
接下来的日子里，讨论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个话题展开的。其余的所有争论也被置于这样一个问题的阴影下：谁才是法西斯？谁又在反法西斯？
自从乌克兰的革命开始，俄罗斯国家的宣传口径不知何时复活了前苏联时期的词汇，他们声称那些参与运动和示威的人要么是法西斯，要么是纳粹，最起码也得是些被前两者所支使的人。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对此回应称俄罗斯才是最法西斯的国家，“法西斯”志愿军和“法西斯”顿涅斯克共和国的新闻铺天盖地。从白俄罗斯、乌克兰、西班牙、意大利、巴西还有其他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来的反法西斯战士都去打仗了，有些去了西边，有些去了东边。
最一开始，西方的左派人士被别尔库特部队[译注2：别尔库特部队（乌克兰语：Беркут，又称金雕特种部队）是曾经隶属于乌克兰内务部的特种警察部队，因曾参与2013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的镇压行动而被其后掌权的新政府清算并废除。] 汽车在基辅冰冷街道上燃烧火光的画面（译注3：原文作者没有对此注释，但此处指的应该是2014年格鲁舍夫斯基大街骚乱。自2014年1月19日起在基辅市中心迪纳摩体育场外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爆发的警民对峙，对峙随后演变成一系列的骚乱。骚乱与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同期进行。）所吸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那时还很支持广场革命。然而，当他们发现对角线割开的红黑旗帜实际上属于法西斯分子时，他们的态度骤然转变，掉头支持起了东部的“反法西斯人民起义”。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看到了VICE关于亲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专题报道，发现报道里头的其实是一些法西斯分子。情况对他们来说有点过分复杂了，他们索性通通远离了有如此局势的乌克兰。但西方阵营并非是唯一被搞糊涂的那方，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针对乌克兰到底谁才是法西斯这个问题同样吵得天翻地覆，仿佛只要这样就能解决当下的一切麻烦似的。
实际上没人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才好，即使他身临其境。我们拼命地寻找出路，尤其希望能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启发。但战争的现实，以及其所要求的普遍动员，并不是我们分析的对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和平年代里长大的，战争于我们而言就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一样——一个我们几乎没怎么注意过的世界。
我们唯一所熟知的战争故事，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故事。就像某些流传已久的神话那样，它清晰且不言而喻，没什么争议，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宛如缔造牢不可破联盟的强力工具一般。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朋友会想起欧西普。
欧西普·瑟布里，他的故事在今天已经被人遗忘。
祖父辈的战争
我们这代人，虽然在苏联解体后出生，却也记得卫国战争的事迹。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也会“打仗”：我们与坏孩子干架，就像真的在打仗一样。从苏联老电影里，我们了解了作为敌人的德国法西斯。附近的那些八十年代才兴建的新街道都以苏德战争英雄的名字来命名，走在它们之中时，你永远都能见到伟大红军和战争烈士的纪念碑。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甚至被追认为“英雄城市”，我的外公是个退伍老兵，每当有什么盛会或者节日，他都会骄傲地戴上自己的勋章。
九十年代，当电视新闻充斥着穿迷彩服的男人时，我很难把这些景象跟我外公的故事，还有街上的那些英雄纪念碑联系起来。对我们来说父辈的战争是由许多电影和歌曲组成起来的——所谓的神圣的战争。它完全是英雄的史诗，拥有崇高的精神；可我们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在电视里直播的只是一场无名的大屠杀，一场完完全全的混战。
说来也怪，在一个“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能系统阐释“什么才是法西斯”的理论著作。对一般的苏联公民而言，“法西斯”只是邪恶与卑劣的化身。但在监狱黑帮的亚文化里，卍字纹身或者其它一些带着纳粹标识的东西被视为反抗政府的象征。相对于西方世界对“卍”的理解，在俄罗斯“卍”这个符号和“反法西斯”都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
可以说这类名词理解上的差异首先是一个命名问题。前苏联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在前苏联的史观中，卫国战争是一场为了保卫祖国而进行的不懈奋战。“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个词在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就已经在用了。在三十年代后期，甚至是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和他下属的宣传部门开始把苏维埃的历史放在俄罗斯帝国更广阔的背景下谈论，如此这般地从13世纪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译注4：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儿子。1236年，他被选为诺夫哥罗德大公。他与瑞典侵略者和德意志条顿骑士团的斗争，使今俄罗斯的西北部地区免于被西方天主教国家征服。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在讲话中用此人来激励红军战士。）一直涵盖到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前后连贯起来向平民描绘出一种“西方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的叙事语境。这样地赞美封建时代贵族英雄的事情在前些年是根本就不可想象的。不过呢，为了动员军事力量，适当牺牲点原则也无妨，毕竟除了我们、除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以外，谁还能把欧洲从法西斯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呢？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卫国战争不再只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更成为了一场不断抗击神圣俄罗斯土地之侵略者的战争。
于是依循这样的逻辑，战争中巨大的人员损失并非苏联国家的失败，而应该是一种必要的殉道。殉道者之死正如俄罗斯天选之族的古老传说那样，以区区凡胎负起其他国家所不能，救欧罗巴于万世之劫难。
在压抑的三十年代，大量的少数民族被驱逐，这种情况到了战争时期仍就在发生。通过指控他们通敌纳粹，驱逐就能得到辩护。某些俄罗斯意识形态家喜欢把战时纳粹组建的协同部队挂在嘴边，强调这些部队里的都是苏维埃的少数民族。他们把这些人立为国家叛徒，完全忽略了这部分人里其实大多都是俄罗斯族人的事实，从而为殖民政治和族群镇压提供正当性。
利用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操作，国家得以成功把苏联主体与反法西斯者画上等号。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就是反法西斯者，反对俄罗斯人就等于支持法西斯者。现在，任何不站在莫斯科那边的人都会被默认为法西斯分子。在诸如此类的语境中，想获得胜利就得实行民族团结，而生为俄罗斯人就等于要忠于国家——眼下的一切对中央集权的抗争都能轻而易举地用这些过分简化的概念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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