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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死了已经有一周半了。消息我是从卡洛琳那里得知的。嘉死的那天,凌晨三点左右,卡洛琳敲开工作室的房门(那天只有我在那儿过夜),把我叫去了写字楼下。她捏着一张皱巴巴的遗书,一边指着一根黑电线杆,一边抽噎着,向我倾诉了此事。她讲事情向来模棱两可,颤抖的哭腔把叙事扯得支离破碎,我零星听见“不见了”、“撒尿”、“触电”这几个词。北京的冬夜大而冷,森森的月光投在我们脚下的空地上,就像纸那样白。你在说什么,就在这儿?我让她打住。对…就是这儿。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的…让我节哀顺便…去…认领尸体。你懂不懂,那可是派出所!
一开始,我以为卡洛琳把噩梦当真了,就提醒她:嘉前两天请假去东北旅游了,自然不会在工作室出现。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那遗书是我没见过的,并且只有和嘉交流比较频繁的卡洛琳拿着——嘉只要试图自杀,我们都会从他那里收到一份手写遗书。这至少说明他这一次自杀是严肃的(后来我得知,其实每一次都是严肃的,尽管也是失败的。那天不过是我忘了打开信箱)。但我还是对卡洛琳说:你做噩梦了,回去睡觉吧。嘉明天就没假了,该回来了,乐队最近还一堆事要做,不回来的话,我就扣掉他的工资。
但是,第二天嘉没有出现。第三天也没有。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都被吓坏了,这恐惧穿插在群聊中愈发空洞和庸俗的笑话间。第五天,嘉的死被确认了:派出所不断给卡洛琳打电话(我估计她被设成了紧急联系人),催促我们去隔壁医院的太平间认尸。意外死亡,卡始终不愿意告诉我细节。一周后,我们为嘉举办了葬礼:按照遗嘱,放了The Cure和Talking Heads,并把骨灰坛放在音箱旁边,让它随音响而振动。我没有在葬礼上哭。其他似乎就再没什么。
我和乐队其他成员的初次会面来自一场偶然的酒吧闹剧,而和嘉说上话则要更早。我们认识的时候,嘉和我一样,都工作并厌恶工作,都不成章法地创作过,都怀有稀薄的理想,都试图自杀。某种意义上,这说明我们都是攀附在社会表层、没有意识到自己庸人本质的自命不凡者。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又截然不同。
那时候我在一间中资券商做中后台,工作了一年不到,刚被调到北京,和一个叫朱莉的本科校友合租。北京很大、很陌生。我想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彻底认识这座城市。朱莉是我那届还能联系到的同学中惟一刚到北京的,至于我认识的其他人,不是因为工作、学业繁忙,和我之间本就脆弱不堪的关系断裂了;就是回老家了,听从父母安排,做着银行柜员或者某小公司行政一类的工作。不巧,朱莉生活习惯粗犷——这尚且可以忍受和商议;更要紧的是我和她之间毫无共同语言。朱莉个子高挑,性格开朗,漂着一头蓬松的淡金色卷发,永远对快餐式的体验充满热情。换言之,她的幸福来自当下。而我呢,只有在极其匮乏、且怀有对幸福极其稀缺的执著时才能感受到其存在。起初,我俩试图在共处时寻找话题,但在一段时间必要但令人疲惫的迁就之后,我们明白彼此间注定无话可说。
那一年适逢券商降薪,又有传闻说明年会大裁员,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由于工位紧缺,我被分到和一个讨厌的男同事做邻座。我不知道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也许是做行政的。此人总是很清闲,爱唱反调,按捺不住找人说闲话的嘴巴。我本科的学长也在这个部门,他是个精力旺盛而且热心肠的好人,时不时在午餐时间找我们喝咖啡(我从没见他正经吃过午饭,当然,我们还是照吃不误的)、聊天,聊的基本都是业务,资源,未来跳槽的去处等等,似乎对他们这样的前辈来说,用午餐时间换取某种价值是一种默认的习惯。极其偶尔聊一些真心话。
我的工作唬人的文书活挺多,有内容的东西很少,但就算这样,每天加班还是做不完。于是,我们常常要腾出时间来搞面试,招那些自告奋勇做白工的学生(实际上,因为薪资低得无法签署正式合同,我们管这群小孩儿叫“黑工”),这不道德的活动多少也摧残了学长那遗留的大家长式情怀。某天,午餐时,他像往常一样,说起跳槽、下家的薪资,接着却一反常态地坦白道:自己有时候会烦恼——很少的时候,譬如今天,想到这里的工作实际上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他说:我们不过是搬运工人,高级搬运工人。或者更直白一点儿:过度包装工人。只是把琐碎的信息搬来搬去,用点儿精巧复杂的东西包装起来,晦涩的术语啦、专业PPT模板啦、外行看不懂的模型啦,然后转手卖给另一群人,但产出的不过是废纸而已。这工作就是废纸啊,到头来,世界没有因为我们变得更好,甚至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考虑到他总聊婚姻、育儿、购房等一类在我看来也没有任何价值的话题,我没想到他会在意这个。我问他:那么,你是考虑辞职了?他似乎被噎了一下,样子显得很不确定。不考虑吧,他说。接着又说:考虑不了啊。你就当我没说过那些话吧。
男同事则没说什么——我直白点说,他和朱莉是一类人。他岔开话题,聊起省钱技巧、团购优惠券和女友的坏习惯。你们回家后都干什么啊?他装出一副抱怨的样子:我感觉回家之后好像没啥可干的了,特无聊。随便找个什么地方,然后把身上的钱全花光,我这样告诉他。这天,我照常加班,没吃晚饭,饥肠辘辘,回到家时大概九点左右。
客厅熄着灯。我摸出兜里的烟,想径直穿过走廊,走到阳台上去。尽管那里一无所有:一盏坏了的顶灯,几条围栏,一片天空,再没别的了。那天空也是黑的:在我居住的这片区域,夜要沉寂得更早,被一层悬浊的雾霾笼着,算不上纯洁,也不够新鲜——不可供人喘息,却也接近赤裸。一种教人远离生活,远离真实性的一无所有。
我还没动作,灯就亮了。朱莉带着一个陌生男人推门走进来,和我面面相觑。她解释说(理直气壮中含有一丝胆怯),外地的男友突然来找她,但觉得这几天北京的酒店太贵了,所以想让她捎他回合租的地方来住。她说:白天我给你发了消息,但你一直没回我啊,我还以为你不在。我一时没意识到这话的不对,可后来我竟笑出声来了。以为我不在!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们之间是多么陌生啊。我拿出手机,假意要确认她的消息。一条邮件通知赫然漂浮在锁屏上。“发自QQ邮箱管理员,粗体,QQ邮箱祝你生日快乐!Hi,有些事情可能你已经忘记,但我们依然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唱了一首歌送给你,希望…”我突然没有心情再看下去。
“没事,你们玩你们的。”我说,“我回房间了,不会出来的,不过,先让我用下厕所。”
我看着洗手台上的镜子,一具瘦削、呆板、毫无生气的身体悬荡在灰黄的水渍中。朱莉卸掉的假睫毛没有清理,有一截粘在那儿,正好滞留在两个死物般的双眼间,嘲讽地瞧着我。
隔壁做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我拧开水龙头,试图盖过它们。水流过我的手指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平静笼罩了我。我明白真正令我痛苦的是孤独:并非那种让我远离人群,优越地感受到某种激情的赝品,而是可耻的,失控的,最本质的孤独。那时我感觉四肢失去了知觉,我尚能控制它们,可一切似乎都变得像棉花那样软。应该出走,我想,离开这里,去哪里都无所谓——走到街上,漫无目的地一直走下去。应该骑上自行车,去酒吧喝到烂醉,不再考虑之后,即便消失、失踪,即便永远迷路,被什么撞上…被疾驰的卡车碾烂,薄薄的一层,可笑地摊在地上,发出软绵绵的热气——即便是死去。对了,应该尝试一下死去,我心不在焉地想。这想法挺幼稚,但未尝不可。所幸那时候我只是听音乐,不怎么了解所谓摇滚明星的事迹,因此也没给它套上一层摇滚精神的皮。
我出了门,来到街上,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开始骑行。北京的夏夜漆黑、闷热,浓郁的天空扑面而来,一接触到我身体便流至两侧。这世界是一片空无: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风轻轻擦过我皮肤的裸露部分。我无聊地玩起了铃铛,清脆的叮铛声夹在风里,似有一丝清凉的幻觉。这时,可能因为我突然变了速吧,另一辆共享单车擦过侧轮,撞上了我。
我跌坐在地上,不是很疼,这才发觉已经到了最初要去的那家酒吧。撞我的那人急忙拍一拍身上的灰(白费劲儿,他也跟我一样穿着西装呢,这东西沾灰很难弄掉),爬起来拉我。我看见了一张和我年纪相仿的死人面皮,苍白、虚弱。一对儿死去的黑眼睛呆滞地张着,悬在这幅面孔中。细碎的黑发被汗浸透了,湿淋淋地贴在脸上。这就是嘉了。
我向他道了歉,主动提出要请他喝一杯,一切本该如此简单。但就在交换名字的时候,他竟然脱口而出,说自己名叫Adam Thunders。这人的幼稚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没过多久,他又尴尬地笑,让我叫他嘉。我什么都没说,他自己先觉得可耻了,这真是怪事。回想起来,嘉在遗嘱上也从未公开过自己的全名,因此当时关于他幼稚的判断还算有先见之明。
那间酒吧很普通,不过正因普通,也不至于烂俗:没有进门查包的规矩,不必从吧台潦草地端一杯酒站着,自然也不用随着震耳欲聋的音响摇晃身子、被迫和陌生人来一段贴臀舞——我开始觉得,依照我后来对嘉的了解,他其实会喜欢这类地方。不过也可能我从没了解过他。我找了个角落的座位,给他叫了杯高球,给自己点了杯A.M.F(烈酒,我没忘记最初的念头)。嘉支支吾吾地说一声谢谢,就沉默不语了,只是低头小口嘬饮着。他那杯淡酒简直他妈喝了一个世纪。我习惯性地抛出些乏味的话题来缓解尴尬。短短几分钟,我知道了如下的无用信息:嘉是他本名的一部分(自然不必说),在附近工作、其实刚下班、不太擅长喝酒(全是废话或者假话)。惟一点有用的是:我明白了此人不喜欢透露太多自己的信息。我盯着嘉瞧。他挺高,中等身材,身上散发出过度疲劳的气味,闻起来像被泡涨了的尼龙布。基本可以断定,这人——性别不明——是个毫无趣味、魅力可言的那类颓丧青年。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迫使他聊那么多,更多还是和我自己较上了劲儿。
嘉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一支签字笔,这习惯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延续至今。没喝几口,他好像就微醺了,我眼看着他把本子从帆布袋里掏出来,写点什么,又塞回去。我提出想要看看。他没出声,双眼中显出警惕来。没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含糊地说,随便画的。
如果这对话发生在平日的午餐会上,我就放弃追究了。为了交际的必要,我总是不吝于撒谎的,因为真诚往往伴随着冒犯。可那天我就是决心要冒犯一下。于是我假借酒劲,说起了这一整天的际遇,说起音乐和文学爱好,还模糊不清地谈到当下、未来和破裂的梦想。这是有意的胁迫,因为话题在进入这样私密的程度后,对方也就不得不分享一些至少在形式上对等的内容来减轻心理上的压力。所以,那是在写诗吗?还是散文?小说?我紧盯着他。为了让他平衡些,我告诉他其实我也写过东西,虽然是学生时候的事了,没什么天赋,玩玩而已。
“不…不是,唉!”他妥协了,“你自己看吧。”
本子上的内容大致如下:一段念白,一首短诗,都是中文写的;还有两页英文短句构成的篇目,配着几个被划去的潦草的字母和数字,估计是歌词。字迹果断、苍劲,略嫌潦草,但颇有章法,显出不甘平庸的爆发力。至于内容,坦白地说,不算太好。我记得那念白充斥着学生气的宏大叙事,诗则写得像几声短促的呻吟。不过,作者(姑且称之)显然有着把沧海桑田的光阴压成几个瞬间的野心;使用的意象则是艳丽的,带有血腥气,似乎有某种决绝的复仇感。那段歌词我倒是印象挺深,是章节式的,大意是一个想成为摇滚明星但被家庭压抑的孩子,通过一场愤怒的反叛,和另一群相似的孩子结成了同盟,自此远离了家乡。总体而言,像是叛逆版——摇滚明星版的《大卫·科波菲尔》,内容透出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赤诚,不过显然不是英语母语者写的。
“…‘Don't you know I'm finding you’? 有这个说法吗,我不太能想象一个表示结果的词在什么语境下需要用进行时态来表现…另外,smelly smell是什么?”我说,“我感觉一般会用‘stench’, ‘foul air’, 要不就干脆说‘smell the rot’——意思是,听起来有点幼稚。”
“你干嘛!”他一把夺回本子, “…Smelly smell,就是你的语气,可以吧!就当是为了押韵和好玩才那么写的——没什么天赋,玩玩而已…你自己说的。”
“不好意思。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我坦言,“对了,不是说中文那两篇。”
他面露苦色:“这没必要恭维了吧。”
我问他:是想写音乐剧剧本吗?嘉却说,是乐队。他突然变得话多了起来,慷慨激昂地、略有些不自然地说起他的摇滚乐队——和他歌词中主角的境遇类似,在我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最普通的愿景、项目规划、日常活动和收入来源(在通州租地下室?…走后朋克路线或者盯鞋风格?),以及对未来的畅想(当然没说这个行业的背景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工作)。一句话,过于理想化,甚至有股初出茅庐的本科生派头。我有些奇怪,他工龄比我还长呢!我不明白这事为什么能让这个刚才还沉默寡言的人那么激动。考虑到我俩的职业差异,我推测他的法务工作也许不会直接了解到许多倾塌的商业项目内部运转情况,因而他的纯真得以保留。我想到人类抱有理想和信仰的可能性,心里那股嘲弄的劲头突然消散了。
“我不太懂乐队——我不会乐器。不好意思,平时只听歌。但我觉得挺好的,很有意思啊,”我说,“你们现在组了几个人?”
“其实…我同事说这个酒吧会有乐队来演出。这段时间是,呃,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铁网’乐队!”他把话题岔开了,又热忱起来:“这个乐队贝斯巨牛无比,我靠,雷霆,除了雷霆之外没词可形容了——他们的贝斯手可以两根指头捏起贝斯啊!而且,他居然每场都换个新的贝斯!我要贝斯,给我贝斯…我要一个可以被我随意插入的接线孔…一个可以被我疯狂塞入的bassline…我要一个可以被我任意抚摸的指板,我要一个可以被我随意slap的琴弦…”
“我怎么觉得你在开一种很隐晦的性玩笑?”
“我今天真就是为这个演出才来的。”他朝别处看去,神情却萎靡了。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向大厅中央,那儿只有个小小的、空荡荡的看台。
“要不问问?”我提议,“你看,那个服务生过来了,她肯定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乐队。”
“不用了吧…”嘉立刻缩回去,今晚开场时那种怯懦又占了上风。“可能她是兼职的呢,不用麻烦人家。”
“那我替你问。”我说。
那个服务生把夹在腋下的两张空托盘摔到身后的架子上,掸掸手,面色不善地审视着我们。她如此凶恶,我觉得完全是嘉的问题,人家一定是把他刚刚的话听了去。那个笑话显得你是个流氓——性压抑的色情狂!我用眼神暗示他。嘉却浑然不觉。
“你俩到底什么事?”服务生双手叉腰,作睥睨态。
“您好,不好意思。我想问下这里驻演的乐队大概什么时候会来?”
“那个乐队?不知道。最好别来。”服务生说。
为什么?我感到新奇了。服务生涨红了脸:脑子进水才会喜欢那个乐队!我听她叫嚷起来,控诉那乐队的俗气:过时的硬摇滚,吵得要命,唱腔淫荡(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呻吟),歌词文化素养低下、矫情,不尊重女性,等等,等等。不对,什么叫俗?怎么就俗了呢?你瞧,俗是一种相对概念,它取决于评价体系——嘉突然激动了,面色酡红: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语境里面,俗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精英叙事的美学姿态——雅就是俗,大俗就是大雅!硬摇滚不叫过时而是一种怀旧的奇观——它的吵闹可以被解读为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温和却更具侵入性的噪音的一种暴力反抗!至于矫情的歌词,那他妈叫作情感的直接抒发…
我说:“先别急。你确定你们说的是一个乐队?”
服务生说:“停下。你刚刚是不是说了‘他妈的’?”
接着,发生了一件我至今仍后悔莫及的事。也许那天我真的喝多了,居然生出一股冲动,想要帮嘉说话,强硬地称呼他为“朋友”,并且落实在长篇大论的说教行为上。不好意思,这位女士,我也不喜欢硬摇滚,我接过话头说。但我们就事论事,硬摇滚是经典吗?是。淫荡和性感、生命力有分别吗?应当有分别。首先,我朋友认为这个乐队的贝斯挺好的,他会弹贝斯,因此至少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这个乐队是有闪光点的,并不如您说的那么不堪;其次,您不喜欢可以,评判他人的喜好就没必要了——我们假设您秉承着独立、精品的小众精神吧,众所周知:一无所知地自以为高尚才是庸俗的、大众的心理;最后,我并没有攻击您个人的意思,我也说了,就事论事,如果您感到被伤害了,我感到非常抱歉,只是您也要明白的是:您刚才的话也伤害到了我朋友。我想您既然有音乐品味,那么也应该懂得,好的音乐是创作,创作需要才华和热情支撑。我的朋友也是创作者——因此,其他就不用再说了,您要懂得不去毁灭一颗怀着梦想的心的道理。
气氛凝固了。
“…嘉老师,我能给她看看你的词吗?如果觉得比较私密的话不用了。”既然已经尴尬到此等地步了,我便又补了一句。嘉没吭声,似乎面露难色,尴尬地不住摇头。但服务生并没有发火。她站在那里,愣住了,脸上的涨红褪去,另一种我看不明白的表情浮现出来。接着,她走过来,凑近了——给了嘉一记肘击。打在侧腹上,似乎很痛。嘉立刻捂着肚子,弯下腰:“——为什么打我不打你?!”
“…问我?”
“听不懂,但这人说得还算能进耳朵里吧。至于你呢,就是个长发文艺逼男的。不打你打谁?”她咕哝了一句,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我决心要提出和嘉交换联系方式。我重拾了刚才嘉避而不谈的话题:他的乐队,具体的计划。看得出他仍然不想谈论此事。他问:你真觉得乐队有意思吗?我想象不出你这种——呃,商界精英?是这么说吧,真的会对乐队感兴趣。我说:真觉得有意思。非要我展开说吗?你说了你是做法务的吧,那我也可以讲讲我的工作。想想看吧:我们就是这种人,总要装出一副颇有底气的样子,裹着正经西装,挺胸昂首,吹嘘我们的产出。粗俗点说呢,就是装逼咯。我们是一群习惯了装逼的人。因为我们巴望着有人能行行好啊,来买下这些镶着字儿的报告——因此必须状似无意地展示自己精心打理的西装、擦得锃亮的鞋面;可坦白说呢,我们自己就不蔑视这些东西吗?至于买家,谁都心知肚明,他们看完也是置之一笑,把这些报告——其实没什么有意义,尽是些模板话、废话——直接拖进废纸篓。点一下倾倒,轻轻地,哗啦一声!我摊开手掌:好啦,就这样,全没了。这工作就是废纸。行了,说回乐队吧:所以说乐队才有意思,这事儿是明摆着的。他问:那么,你想辞职吗?想。我说,你呢?我没让他接话,一心一意地接着说了下去,也许是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害怕吧,我没指望他理解我。我告诉他,自己之前做过商业企划书,还成功地筹到了钱。尽管这话有夸大的成分:不过是我学生时代的一场实习经历,一间小小的初创公司。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么说能表明自己的严肃态度,以及诚意。“虽然我很久没做过这个了。”我说,“我意思是,你真想搞的话,我可以帮你。”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大腿。他的乐队还只有他一个人呢!他说,暂时没找到时间,而且自己不想随便拉几个人凑成一支乐队,末了后面又把人踢掉,那样未免太不负责任了。把正常的成员更迭说得这么沉重,他对责任的定义可真奇怪。我说:你至少得先组起来啊!不行就我跟你组,我是不会乐器,但可以现学嘛。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几个“我靠”之后,就不肯作声了。
“行了,加个联系方式吧,”我总结道,“以后可以约出来喝一杯。”
“哦、哦,好。”他忙去摸手机。可能因为紧张或者醉意,解锁屏幕的时候他误触了。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应用弹了出来,我认出那是隔壁组的同事刚给做了上市的约炮软件。聊天框缀着一连串的红色气泡,这人一条也没回。他急忙去切窗口,又切到另一个同城约炮软件;再切,还是约炮——网页,这次来自色情网站的弹窗。所幸,音量是关着的。
“嘉老师,你这么压抑。”我说。
“根本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他破罐摔碎似的,把手机倒扣在桌上。“我连一场爱都没做过呢!”他突然嚷起来。
“好的,原来是压抑的处男。”
“不是,我真没懂怎么了?”他说,“约炮做好保护措施又有什么错呢?我是一个有性恋——顺带一提,是双性恋——我有性需求有错吗?”
“没错,”我说,“可是你没有约上啊,嘉老师。我看见了,你连对面消息都没回,全是红点。”
“我会回的!”嘉咬牙切齿道,仿佛在发誓似的。“我只是…还在…酝酿情绪!算了,处男就处男吧!随你怎么说…”
“我可以和你约。”
我可以和你约,我说。Adam Thunders,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接着说下去:我看到这酒吧有阳台。你要到阳台上去吗?他抖了一下,身子突然向后缩去,瞪大眼睛看着我,脸上浮现出惊讶和恐惧交杂的神情,好像我突然往他脸上抡了一拳似的。我没有说的是:从歌词里,或者说他的言行里,我可能隐隐看到了痛苦:或许是缺乏认同、意义或爱的痛苦——尽管与我截然不同。我的痛苦源自无意义的消耗,而我不得不用这类消耗去对抗无聊、生活、以及与它们相伴的迷茫。但我想,这痛苦平庸、琐碎、随处可见,因此也没有任何高尚之处。所以,殊途同归,没有进一步解释的理由了。
“开玩笑的,我是无性恋。”我说,“那么,抱一下?”
回到家时我才发现忘了问嘉要联系方式。尽管如此,阴差阳错的命运还是将我们拨到了一起。事情是这样的:过了大概半年吧,期间嘉没再来过这里,一直到他裸辞后决心买醉的那天。他心情郁闷地走进来,也确实有一个乐队在演出,但不是“铁网”乐队,我忘了具体是哪个,就是我们乐队的键盘手柳之前待过的那个乐队。柳那时作为乐手,正试图应聘自己的第一家酒吧驻场。那乐队和酒吧的乐队合弹第一首刚结束,嘉就稀里糊涂走到台上,吐到了柳的琴旁边——按他的说法,是被贝斯震吐了。酒吧里乱成一团糟。服务生(还是之前我们见过的那一个)骂骂咧咧地冲过来,和其他几个兼职的调酒师一起要把嘉轰出去。我下班过来时,刚巧撞见这一幕:卡兴致勃勃地提着嘉的衣领,要把他穿过人群从台上打到店门口。我们后来的鼓手小笠也恰巧在那儿,作为客人,在分开的人群中呆立着。它对此烦得要命,趁乱给了服务生和嘉一人一拳,刚好把二人打得分开。那场混乱的一面之缘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可笑的是,我们正式结成乐队、建立起友谊的事件则庸常无比:时间流逝,一年后,我辞了职,留意到了一则嘉发布的招聘广告——被某招聘微信公众号上转发,被推流到我的通知页上。一切照嘉的计划:排练室起初租在通州的一个地库里。后来,不知怎么地,我们靠成员们各自的副业赚了点小钱,又到朝阳区的写字楼专门租了个搞副业的工作室,还顺便放一放嘉那几把多买的贝斯。我们走的是后朋克风格——旋律简单,歌词颓丧,贝斯强劲,最要紧的是符合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因此深入人心。我练起了吉他。那个和嘉起冲突的服务生成了我们的主唱卡洛琳(不知道她和小笠是怎么通过的乐队面试,可能嘉选人的标准是力量和爆发力吧),后来她成了乐队中和嘉关系最亲密的人。我呢,反倒和嘉日渐疏远了。生活就是这样难以说清楚的。
在葬礼后的一周里,我花了两天时间想嘉的死:死法,死状,死亡动机,可是没有结果。尽管嘉所有的遗书风格都是只交代后事,不提死法,我还是很难相信嘉会选择这种潦草而不体面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不负责任的”)方式死去。嘉的死理应如葬礼上那坛振动的骨灰——他一生的写照——那般低俗。在我的想象中,嘉应当歪斜着头,侧坐在浴室里,赤裸的上半身从浴缸中探出,而垂下的手臂中捏着他自己的遗书——就像《马拉之死》中描绘的画面那样,只不过浴缸里盛着的是满满一缸精液。他的腕动脉被割开,红白夹杂的粘稠物质席卷了这具略微发胀的躯体,旋转着,成为一个可怖的大漩涡,将他的生命导向恒常的深渊中。压抑着悲切的肃穆、接近无耻的低姿态和(也许本人从未意识到的)自命不凡的超脱,他身上这些割裂的元素应当以这样荒诞不经的方式融为一体。后面几天,我就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去了,似乎暂时忘了嘉的死。我们整理了乐队的遗留文件,取消了后几个月的演出安排,甚至发了新的招聘广告(不抱什么希望,我想乐队过段时间就会解散吧),继续做各自的杂活,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们差不多结束了工作,饥肠辘辘。有人提议去吃小笼包。事实上是我隐隐地觉得,一切将恢复如初,也就是说,最后都会归于乏味的本质。
“所以就这样。”小笠说。
就这些了。卡洛琳将蒸笼中那一团白面夹得皮开肉绽,将面皮取走,似乎意味深长:再多也吃不完,她说。是呀,我说,毕竟嘉不在。这话竟从我口中流畅地说出,令我自己都悚然一震。所幸,我们天真的鼓手并没感觉到什么,思索了一会儿,便说起它那一如既往荒唐的畅想来。对了,陈汐,它拉着虚浮的嗓音问:嘉老师的血是什么颜色?摇滚乐队的血是白的,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只知道他以前是做法务的——我意思是,他不是生下来就是摇滚乐手,而血大概不会变色。好吧,也许有变色的情况,极端的高血脂、急性胰腺炎之类的,他倒该给自己的生活习惯做个尽调。
“但是,好像不对啊。嘉没做过法务吧?”卡洛琳说。“他之前不是在私企做运营的吗?我知道嘉最开始是满口谎话——但后面他就不怎么讲了,大家都熟了嘛。而且这个东西我在他简历上看过呢,白纸黑字,这总造不了假吧。”她咕哝道。
也许我震悚的眼睛把她吓坏了吧,卡打了个寒战,不再说了。我突然喘不上气来。我记得自己拿起了手机,解锁屏幕,网页——搜索——BK酒吧——活动一览——驻演安排。我记得呢,第一次和嘉谈话的日子。我的生日。那一段时间只有“浪子”乐队的演出,就是卡洛琳后来仍不时抱怨的那个乐队。“铁网”到哪儿去了呢?没有什么“铁网”,“铁网”从没来过。下滑——下滑——还是没有。其他人一如既往地聊到其他话题去了,什么无头和尚,精液,脊髓液,我没能听进去。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后来,大家分头走了,我过了一会儿才从店里走出来,慢慢地走到路边,扫了辆共享单车骑回家。正骑着,兜里的手机响了,我单手将它拎出来:是卡洛琳的信息。对不起,我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一个委屈的流泪蛤蟆表情包。一如既往的卡洛琳习惯:用貌似善解人意的柔情去安抚别人故作体面的叵测之心。归根结底,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嘉,从头到尾、的的确确是完全没了解过啊!我刚要回复——没有——可没控制好方向,一下子从车上摔下来了。一只巨大的手狠狠地攥紧了我,挤压着,似乎要从中泵出些什么来。我的胸骨好像撕裂了,胸腔内传来传来饱胀而冰冷的剧痛。眼前的一切突然急剧地旋转、扩大,变得模糊,世界湮灭在灰蒙蒙的色块里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