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1.
亲爱的特施：
写作就是把一个匣子扔给猩猩玩。最开始吸引它的只是匣子的外形、颜色和表面精美的雕刻（上面是克拉科夫的龙的传说，它不能读懂），必须得把玩得足够久了，外壳都被磨到油光发亮，它才能猜到那条深嵌在方体中间的裂缝的含义，尝试去寻找盒中的珍宝，然后发现自己打开的是一组无穷无尽的套盒，期望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错位……我说的作者是那个猩猩。只有灵感缪斯有权把盒子像投骰子一样投出去，我们还不够上游戏桌的，这个可怜的群体长期被过分的自我意识所折磨。癔症和多愁善感已经损伤我的生理健康。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我本来打算对你说什么？每一个字母刚写下去就被我遗忘了——我说过什么？错位：实际上，“言不及义”，你瞧着，更多的东西我还没能写出来……
当天中午，在汉堡的无数间公寓里，人们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阳光如何像灯罩底下的烛火那样渐渐熄灭，倒悬在现代建筑平坦的顶面上，或者沿着教堂尖顶的脊线流动，把城市和交织的河道淹没在琥珀般的质感之中。垂死的光线轻柔无比，在亲吻他们多毛的手背时留下一串叹息。
然而他突然走了进来，或者说闯了进来。尽管提前有门铃声作为警示，也有秘书去开门迎接，他夹着文件袋以僵硬、阴沉的姿势走进来的时候还是像一个入侵者。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他身上去了，闻到他外套和帽檐上湿润的水汽，它们是从云层里降下来的，味道悲伤又沉重，而且无可挽回。这种淡淡飘散的忧愁与他们在沉默中坚持已久的庄重氛围毫不相符，显得很怪异，在成长中变成畸形。
他转过脸，以猫一般的蓝眼睛环视客厅。这时候，客厅里的人才真正看清他的模样：他的形象一下子变小了，因为他本人的个子就算不上高，突兀感也随之减弱。他们发现他其实很年轻，面目神情里满是掩藏不住的软弱，那两撇眉毛从不肯以恰当的角度和鼻梁靠在一起，让人感觉它们下一秒就要掉下来；帽子戴得缺乏风度，和抿起的嘴唇很不相配；他抱着牛皮纸袋而不是公文包，衣着面料也不够严肃，像个十六岁的男孩，这些细节令旁观者们满意。他本人的实际年龄当然要更大些。
坐在棕色皮椅上的，几位事业有成的三四十来岁的先生们，咬着烟斗，用要么鸽子要么猫头鹰般的眼神打量他，相互之间以成人社会发明的一套目光暗语来交流，揣测着关于他的种种一切。
有人说，他一定没有任何党派立场，也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因为他长着一张犬儒主义者的脸，在荣华富贵里会迅速失去生气。
另一个人说，我认为他只是不够坚定而已，他明显是三个街区外的汉堡大学的学生——马上有人补充——此前一直被中产阶级的父母保护着，不知道战争和其他所有形式的争斗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们民主人士的通病。
他们几乎要达成一致，认为这个闯入者身上携带着超常的清纯。因为大战刚过，第一批出生的孩子们普遍缺少父亲，这种清纯展现在他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是少女样式的：在石头如雨般嗖嗖降落的夜里，年轻的男女们半裸着身子，在树影里啃着骨头和垃圾里的剩饭，饥饿在他们的上下犬齿中间咔咔作响。
可是，终于有人提出异议，他又何必长着那样一双手呢？
霎时间，眼神交流短暂地中止了，石头雨也停了下来，只有胶着的空气中泛荡着涟漪来证明这场袭击。一个悲哀的目光说：他会因此吃上苦头的。
他已经坐了下来，坐在人群边缘，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突然捂着脸轻轻抽泣。他不安地调整领带、在裤缝上擦手汗、将目光投向他们所不知的远处。而他们这些因为长期写作已经过分衰老、对自己的生命都感到无趣的人，用好奇而残忍的眼神追逐着他的手，好像要剖开皮肤、切开肌肉、挑开肌腱、刺破血管和神经，像饮用罂粟奶一样饮用他。
可是一直到他离座，他们也不再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只有断断续续的哭声，因为没人可以坚决地说出那双手代表着什么。它切实存在在那儿，像一枚把速写画像钉住的图钉，不可或缺；但一涉及什么具体的意义，就只留下圆形的孔洞。他在他们的目光里蠕动肢体，感到非常紧张，喉头不住地吞咽着，手背反复擦拭脸颊上并不存在的水渍，和一只隔着动物园栅栏模仿游客动作的猴子没两样。他们被他的动作逗笑了，他的自尊心在这无声的笑意中颤抖，他们反而更加得意。
当他带着悲伤的面目踏入办公室，库尔特·伊诺赫开始担心起自己远在瑞士修养的父亲。他不知道在吹了半辈子腐蚀性的咸湿海风之后，这个花甲老人还能不能习惯带有坡度的林地以及从山谷吹来的冷风。医生说那里的气候有疗养作用，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家乡的泥土能够治愈这种老年病。如果不是时局，他父亲一定会被埋在洛克施泰德教堂的墓地里，那是他们三代人受洗的地方。
不过，当他看见那双手和手上抱着的纸袋后，就明白自己失态了，重新以一种商业礼节叫道：“赫尔德先生。”
赫尔德，长着忧郁蓝眼睛和怪异大手的年轻人，在他的示意下坐上了椅子。
这里没有密如织网的目光，是一件好事，然而那巨人般伫立的三排书架也没能让他轻松太多。向他倾斜而来的是不设锁的宏伟金库：信天翁出版社、伊诺赫兄弟出版社、陶赫尼茨出版社在右边依次排列，被当作评判参考的英语和德语世界的不朽神迹被安置在左边，大保利百科全书的其中几本放在最上头；它们像一群游行者以尖锐而纯粹的振奋闯进了视野，宣示着所有者的巨大财富，带给每一位来访者以震撼。不列颠人和德意志人在被海峡分割十五个世纪之后于此地再次恢复交流，那些书本一动不动地立着，而其中自由的思想早已破出实体，在墙壁间来回窜动、飘荡、彼此撞击，发出教堂洪钟一样的声响。此声之震耳欲聋，与信天翁出版社以《都柏林人》开启行业生涯时带来的轰动如出一辙。
在这种震撼之下，赫尔德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之抗衡，只能脱下帽子摁在胸前以示无边的敬意。他几乎蜷缩在椅子上，双脚离开了地板，就像生怕把那漂亮的鱼骨拼接桃木踩脏一样。他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存在给缩小，毫不吝啬于展现过分的谦虚。
他双手捧着一份粗糙的装订本交给这位犹太老板，在如释重负的眩晕之中开始解释自己是怎么联系到伊诺赫的：是博舍尔先生推荐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出版公司卖掉了，现在只承接印刷业务；至于博舍尔先生，又是戴特曼先生帮忙联系的，他们都在出版行业，又曾是战友；当然了，还得多亏布鲁诺·特施这位好朋友，帮自己联系上了《汉堡人民报》的编辑戴特曼先生……
伊诺赫在扶手椅上舒展四肢，歪着头审视这个谨慎不安的年轻人，看他在自己面前像陷入发烧的癔症那样滔滔不绝、话语颠三倒四，在姿势上像个断臂的稚童雕塑，在精神上则很膨大。伊诺赫可以想象到他是怎样趴伏在桌面上——以近乎睡眠的姿态——奋笔疾书，在稿纸上留下象形图画一样的墨痕，字母拥挤字母、词语紧跟词语、字句连缀字句，把自己随着年岁蓬勃发展的野心和自我意识都寄托在这几张可笑的廉价厕纸上；停笔之后，就连作者本人都要花上一周时间才能读懂上面的文字。
他终于忍不住把一只典型的犹太人鼻子凑到前面，推了推架在上面眼镜，打断了年轻人：“先给我讲讲这里面写了什么吧？”
在这束柔和目光的安慰下，赫尔德放松下来。他还半张着嘴，但已经把本打算说的话都塞回了嗓子里，决定要像奥丁对待智慧巨人一样完全信任、听从这个笑容可亲的出版商，因为赫尔德相信人格的进化程度完全表现为对文学的敏感程度。哪怕要他剜下自己的眼睛，他也会用鲜血淋漓的双手将它奉上。
他以年轻人特有的忧郁、缺乏流畅的语气说：“这故事改编自帕奇瓦尔的传说。主人公当然叫做帕奇瓦尔，他是一个士兵的遗腹子，完全受母亲照顾活了下来，因此显得很蠢笨。成年之后他有了一种欲望，必须去找到另一个女人，一般被叫做“妻子”，才能继续生活。然而他一进入城市，首先是被一群男人包围的，那就是亚瑟和他的骑士团。故事从这里开始：他们要他去寻找三樽圣杯，分别是贝拉坎拥有的半泥半铁的杯、康德薇莲娜斯拥有的铜杯和他母亲赫策莱德拥有的银杯，至于金杯，则已经由居住在宫廷的坤娜瓦尔和女王蕾潘斯持有了；据说当圣杯重新聚合，就可以消灭世界上的一切战争。他认为这很好，因为可以同时认识那些女人，还能为父亲复仇，就同意前去……”
伊诺赫一边翻阅着那本书，一边听着赫尔德的介绍。他在阅读时总是微微偏头，一副顽童的模样，让人觉得嘴边差支烟斗。不过他只抽卷烟，而且烟瘾不大。他已经到了脂肪流失的年纪，皮肤坍塌出道道沟壑，然而对文学的由衷喜爱却像圣光那样点亮了他的脸庞，驱散了每一条皱纹里的疲惫。赫尔德越说，越对这张平静的脸崇拜到无以复加。
他一直等到赫尔德说完了，并且以希冀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时候，才回复：“魏格纳先生向我提起过您，他对德意志传统文学有很深的爱好和研究。”
赫尔德点头：“之前我在莱比锡见过他。他是为了《尤利西斯》专程从巴黎过来的，您知道吗？”
“他把对这本书的评价告诉您了吗？”
“他还没联系过我……其实，我从莱比锡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给他留了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赫尔德紧张起来，把帽顶在胸口摁扁了。他撒谎了，留的电话号码实际上是正确的，而且完全打得通。他不能确定究竟是自己低劣的创作水平还是波折的命运在作祟，以至于没有接到魏格纳的回应，对此他只能感到遗憾。
伊诺赫摘下了眼镜，用一双柔软的眼睛和这个年轻人对视：“你是通过德共的朋友才找到我的，对不对？”
赫尔德点头，感觉掌心又被汗水弄得湿淋淋的。他想去擦，又担心这姿势不够雅观。
“这作品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伊诺赫对他笑了一下，有安慰的意思，却让赫尔德感到不安，书被摊放在两人中间，“原作是一个关于浪漫主义和基督教化的故事。而您的改编，继承了对女性的重视，但把作为唯一圣物的圣杯分为了五个，其中一个甚至给了异教的女王贝拉坎。”
“您知道，”他辩解，“除了罗马之外，剩下三个帝国本来就属于异教徒。”
“还有里面展现出对政治操纵者的讽刺，这和大众爱好不相符，甚至会引发他们的愤怒。大部分读者不会喜欢这部作品，尤其是最位高权重的那一部分。魏格纳说的正是这个。信天翁出版社针对整个欧洲大陆发行，而且出版物都是英文；但您用德语写作的话，只能通过伊诺赫兄弟在德国和奥地利出版。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很天真。我并不想欺骗你，我完全不看好这项发行工作。您听说过上半年柏林图书协会的销量冠军是什么吗？是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和奥雷尔的《莫扎特的德意志之路》。”
赫尔曼感到手脚冰凉，几乎要从椅子上栽倒。此前他只知道库尔特·伊诺赫从汉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全部的智慧和热情投入出版行业。人们评价他是个“文学革命派”，喜欢新的文学形式和年轻的作者，有时竟置崇高的康德美学于不顾，出版几本质量平平的小说来败坏了口碑。这天使的面孔也向他昭告了某种“凡信我者必得救”的言语，尽管这言语不属于伊诺赫的犹太教。可是当他今天真正来到这间办公室，来到这个神圣的文学世界和这位高大的文学天使的面前，却被出乎意料的商业语言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以大众喜好或权贵兴趣来要求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一下子把赫尔德推进了关于中学集体生活的痛苦回忆里。在那儿，男孩子们整天混在一起，像抱团取暖的蜜蜂，浑身散发汗臭，充满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凌、严厉的体罚、集体锻炼、鼻青脸肿，还有斯巴达式的冷水澡。
他口干舌燥，不断地舔着上颚，仍旧希望能唤起这位文学天使的同情：“……我去见魏格纳先生，他在莱比锡的办公室里根本不放书。或许有几本吧，或许是我无视了它们呢？但我的无视也事出有因。他有五枚勋章，您肯定记得：三枚十字，一枚橡树环，一枚普鲁士鹰；珐琅和各种合金，反射光线的方式都不同，真漂亮啊。就是一堆戴钢盔、穿混纺布料的尸体在晨光底下闪烁的那种美丽，它们都陷在昨夜的烂泥里拔不出来了，对吧？您不能指望把这五枚奖章炫耀式地摆在房间中央的人能够给出公正的评价，它们比炮弹都更恐怖地摧毁了文字。当然，当然，我评价他的方式也是偏颇的——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嘛。总之，我是要说：难道您不认为，在文学里只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自由的观点？大众口味可以奠定商业上的成功，却决定不了文学上的成功。”
伊诺赫一只手按着桌上摊开的书和眼镜，一只手抚着胸袋里的怀表，并不把对于赫尔德的部分赞同表现在脸上，而是富有耐心地等待他平静下来，才说：“马克斯·魏格纳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和贴心的朋友。”
赫尔德不再说话，垂下头盯着自己被汗水浸透的手指。
伊诺赫的语气变得低沉柔和，眼睛里流露出一点悲伤的安慰，这份情绪在平静的面孔上显得很突出：“您和德共走得太近了，而我是个犹太人。每天都有游手好闲的右翼分子在楼下乱逛，幸好这栋楼有两座楼梯，我可以在窗口观察之后躲开他们。可是书籍一旦出版就是来到了广场中央，根本无处藏身，里面的政治隐喻连三岁孩子都读得出来。”他刻意把声音放得更低：“共和国正在经历大规模选举活动，我如果选择出版这本书，就是在害您陷入危险。”
“我从没想过要使用任何政治隐喻。”赫尔德呻吟起来，“——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
伊诺赫用哄诱的语气跟他说话，叫他分不清坐在对面的究竟是一个商人还是那位等着他献上双眼的智慧巨人：“即便如此，读者也是不会这样认为的。我无法给您任何保证，但如果您还想接着尝试，最好把它译为英文，那样我们还能想一想别的办法。”
伊诺赫食指无意识地抚摸着他的眼镜，用很小的轻飘飘的声音感叹：“如今汉堡城里到处都是保皇党、社会民族分子和素质低下的劳工，他们比起购买更喜欢抢劫，比起争论更喜欢斗殴……这里简直就是一座蛾摩拉呀……朋友，在这里，我们还能谈什么文学呢？”
离开办公室的路线经过窗户，赫尔德发现雨已经很大了，不知道是从他们谈话中的什么时候下起来的；伊诺赫谈起蛾摩拉的时候，他的脑海全被火焰占据了，仿佛看见天上“轮形的、充满着火的空气的包裹物”[泰利士的星星/炮弹，蛾摩拉计划]全都坠落在地，带着上帝的决心摧毁罪孽之城。幸好此时他发现了雨，才能避免自己的头脑也一齐烧起来。透明水晶砸在窗台上，立马碎成好几瓣向四周飞去，下一秒就被积水毫不留情地吞噬，完全消失了；一些水珠挂在玻璃上，身后拖着歪歪扭扭的轨迹线，好像一滴又一滴的眼泪。
经过客厅的时候，他确实听到有人在哭泣。可当他再度开始用那双蓝眼睛寻找，却只能看见焦急地望向窗外观察天气的人和低头看表的人。他们坐在并排摆放的扶手椅上，呈现出寡淡乏味的阵列模式，在拿破仑时代，士兵们就是以这种队形扛着簧轮火枪去送死的。赫尔德怎么也找不到之前那位掩面的先生了。
在这个多雨的七月，泥土被泡烂了，种子和真菌都被淹死，空气中满是冷漠的、缺乏生命的腥味。
2.
帕奇瓦尔冒着雨离开了母亲和那片他生长于此的森林，不知道此刻猛烈撞击颅骨的究竟是兴奋还是迷茫。这东西在耳朵里轰隆地响，让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雨珠落到衣服上，立马就被纺织物重重叠叠的纺线和线间的小孔抓住了，整场雨都附着在他身上，使四肢和躯干都越来越沉重，真叫他举步维艰。
在这天之前，他从没踏出过森林，也从没见过母亲之外的任何女人；只有一个男仆在侍候母子两人，每隔一周会有人送来食物和外界的消息，母亲也不允许他了解。可以说，除了身边的两个人和身处的这片森林之外，帕奇瓦尔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好奇心从他心底长出来，就像乌毛蕨从扎扎曼克人的荒漠里长出来一样。
前天他向男仆学习射箭的时候打死了一只鸟，这个彩色的娇小生灵在他双手之间跳动得越来越微弱，毛茸茸的温度也渐渐流走了。回家之后，母亲不允许他乱走，也不允许他坐下，面色严厉地质问他的手上为什么有血、为什么有泪，他如实相告；第二天他起床，看见遍地的鸟儿尸体，男仆正在把它们一个个捡进巨大的羊皮口袋里。在人生的前十八年，他没有质疑过母亲一次，但他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忍心杀死这群可爱的精灵，也不知道到它们犯了什么罪才遭此祸端。他还不知道内心这巨大的震撼来源于何处，日后他会明白的：天真和良知永远做不到对死亡无动于衷。
男仆耸耸肩：“谁也不知道女人在想些什么。”
他问：“什么是女人？”
就这样，帕奇瓦尔踏上了离家的道路。
赫策莱德，他严厉的母亲，高大，美得让人不敢直视，跪下来祈求他不要离开：“你不了解外面的人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外面的人也不了解你。除了我的妹妹西古涅，谁会知道你是一个女王的儿子呀？他们只会像对待一个陌生的普通人那样，批评你、责骂你、奴役你、鞭打你、用金钱和法律来囚禁你，最后还要杀死你。除了我，谁会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值得什么、你应该受怎样的教育呢？”
可是一只红色的鸟儿冲破帕奇瓦尔的心脏飞向森林之外，他跟随着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母亲跪在她身后，把流泪的双眼深深埋进手掌里，上半身和大腿都在离别和担忧中颤抖，好像化作了一根绷紧的琴弦，弹奏出悲曲。她如夜一般的黑发从身体两侧垂到地板上，也在跟随她一起颤抖，在这场哭泣里全变白了。可是帕奇瓦尔却好像既听不到、又看不到。
“我的泪……”赫策莱德在他身后悲吼，“我的泪——要变成雨陪伴着你！”
她一直在哭，泪水好像决堤了一样，一边从脸颊上滚落，一边通过鼻咽部的空腔滑进嗓子和气管里，叫她呼吸困难、止不住地抽噎。她红色的衣襟几乎要被泪和雨打湿了。
哭声和稍远一点的党派演讲的声音透过玻璃传进来，这群反犹太分子聚集在新施泰因犹太教堂遗址的楼下，气焰嚣张、姿态嘲弄，叫赫尔德有些厌烦。即使他不知道这种焦急的情绪究竟是从这接连不断的哭泣里来的，还是从电话听筒里漫漫无望的忙音里来的。
从伊诺赫的办公室里出来之后，没有得到确切的希望，他只觉得在汉堡的日子一直都被或这样或那样的杂音所包裹，雨声、电话忙音、哭泣声、扯着嗓子演讲的声音，它们在密不透光的深夜里把他拴住，拴在理智纤细的弦上，叫他既无法沉入睡眠，也无法堕入疯狂。这是种怎样的折磨啊，推人去在悬崖峭壁上走钢索也不能与之相比，因为在那里，壮丽的景色与勇气都在属于绝望的大火里烧成了灰烬。
“你好？”电话听筒里终于传出声音解救了他。
赫尔德松了一口气。窗外的女人还在哭。他回应道：“齐格菲，你又喝酒了是不是？”
“哪儿能呢？”齐格菲的声音咕噜咕噜地翻腾在嗓子里，“你以为妓女和落魄鬼能有多少钱？他们给我的就更少了，只够买些噗噗冒泡的小麦味苏打水而已。”
赫尔德听了只觉得好笑，对齐格菲怨恨不起来，尽管他知道完全不能对这个酗酒成性的门房有什么指望，也不能交付他要紧的事情，就连给他保管的外套也得先确定口袋里没有放钱和金属。但在得知了他的苦难之后，赫尔德怎能不宽容一些呢？无论如何，赫尔德没法说他不是一个正派的人，他先是在世界大战里伤到了脸，又因为对底层人的过分同情，被反对者举报说在募捐中贪污钱款，扔进牢里蹲了三年；他出来之后万念俱灰，只有曾经受他好处的妓女们愿意帮助他，让他来她们楼下当了门房。和这些磨难相比，酗酒和小偷小摸所造成的伤害不值一提。听说他之前叫西格斯蒙德，但做了绳索街的门房之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配不上这个英雄的名字，人们只管他叫西格或者齐格菲。
齐格菲说：“你只是来找赫莲娜的吧？她正忙着。”
赫尔德明白“忙着”的意思，他问：“那我两个小时后来找她，合适吗？”
听筒里传来猥亵的笑声和清扫喉咙里的余痰的声音，好像在肉铺里挑选肥猪肉：“看那大腹便便的样子，最多半小时就够啦。你来吧，我叫赫莲娜等你。”
挂了听筒，赫尔德走出电话亭。淅淅沥沥的小雨还下着，红裙的女士躲在商场橱窗下，一个肩头已经淋湿了。她听见关门的声音，从手捧着的泪水里抬起头，对赫尔德露出祈求的眼神。赫尔德的身子在半空中晃了晃，走了；经过雨中尽职尽责的演讲者和他的听众时，赫尔德尽量使头颅保持昂起的高傲状态，目不斜视。
他去阿尔托纳西边的工人街区里找布鲁诺·特施。
环形大道截断了新施泰因路街，这座汉堡城墙在拿破仑战争中光荣退伍，人们敲碎了它拙劣、粗糙的骑士外表，用拆下来的旧石砖修建起博物馆、公园、商场、火车站等等广受大众欢迎的现代建筑。往回走一公里，运河和水库包围出一个步枪形状的人工小岛，岛上忙碌的学徒工不断敲击凿子，先刻线条组成的建筑物轮廓，再刻色块代表的绿地和水体，套版印刷成地图，好把这道绿环镶嵌在白色的城市中间，形成了无数男人和男孩梦寐以求的功勋伤疤。时间是1836年，新汉堡的生日。
赫尔德在原本属于米勒出城口的路口停下，站在人群后面。他们两边都是三四层楼高的建筑，红砖外墙线条平直，往街道中央伸出露台挡住大片天空，直叫人喘不过气来。环形大道上精心布置的开阔绿地与他仅一街之隔，却遥远得迟迟无法到达。必须等待电车像条巨大的公狗那样拖着搭在电缆上趾高气昂的尾巴通过，才能打开路闸放行。赫尔德脚踩着巴掌宽的鹅卵石铺成的道路，接连好几次扭动肩膀，想把领口扯松一点。积水浇得路面又湿又滑，舔过扒着路闸的人们的鞋尖，沿着道路边缘的凹陷往东边流去，汇入赫伦格拉本水道里。
行人挤成一团，颜色相近的外套把他们的轮廓黏在一起，发出像鞘翅目虫群撞击外骨骼一样的声音。他们淋了雨，肚子饿，又口袋空空，只能把抱怨和忧愁塞进胃里顶饱，要么低头沉默，要么焦急地左顾右盼。不知道是撞击发出的嗡嗡响声，还是真的有人在说：“我们不该给兴登堡投票的”“他的健康很成问题”“仍然值得尊敬”“容易受人摆布”“那些政客在耍我们”。当电车划破积雨通过，把人群的形象和声音都与对面警察隔开的时候，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大了，也使赫尔德终于能听清楚：“绝不能容忍巴登和他的马术俱乐部！”
赫尔德突然打了个寒颤，因为雨水打湿了外套，风吹得他发冷；因为蛾摩拉的故事在一天之内讲了太多遍，火种被雨水闷着飘出了黑烟；也因为新一届国会大选在即，他意识到，就是这群饥饿、愤怒、形容枯槁的人将要投出选票。
一直到人们的抱怨变成越来越大声的诅咒，路闸终于开了。电车沿着绳索街前进，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趋势。有人滑倒摔破了刚买的一打鸡蛋，站在糊口食物的尸体边不愿离开，哭泣声再度降临。这座城市全都被扔进海水或泪水里泡了一遍，尝起来又苦又咸，还会刺痛舌头。
路程终于在绍恩堡大街34号结束了，赫尔德进入这间陈旧温暖的工人住宅，决定自己的担忧和见闻一一告诉特施。
因为福利部的工作到一段落，这个失业水管工人回家和父母住在一起。特施的妈妈端来两杯咖啡味很淡、但加足了糖的浓褐色饮料。他们并排坐在行军床上聊天，一起对这个拥有可敬智慧的家庭主妇道谢。
行军床放在起居室里，特施从十二岁开始就一直睡在这张床上。而十二岁之前，他躺在阜姆的沙滩毛毯上，忘了在德国谋生的母亲和死于战争的父亲，全心全意地想着太阳，身体像烤炉里的面包一样膨胀，最终长得又高又壮。直到母亲再婚，把他接来了汉堡，改了继父的姓。他显然很喜欢这个继父，受后者影响加入了德共，每周都和新朋友们一起集会、徒步、谈论写小说。因为没有高山可供攀爬，党内社团成员们沿着河道和海岸一边进行马拉松，一边规划着纵火与重建，冠军就可以在比赛之后将自己的规划向参与者们好好讲述一番。
特施端着自己的方下巴和直鼻子，听着赫尔德讲述对火灾的担忧。在朋友面前，他平时总皱着的一双细眉毛放松了，眼睛半垂着，和这张粗糙坚硬的脸很不相配。
赫尔德充满忧愁地对他说起自己在环形大道前见到的那群人：“他们憎恨这座城市，恨它潮湿多雨，恨被鞋底磨了五百年的光滑鹅卵石，它们让他们摔倒，让他们丢失风度和文明，让裹在化纤衣料下的脆弱和白色内衣袒露无遗；他们还恨拥挤的住房，恨往一张双人床里塞进父母和三个孩子，每天像货轮卸货一样成群从狭窄的楼梯滚到街上，通过易北河底的隧道去港口上工；恨只为马车和步行修建的狭窄街道以及糟糕的管道系统；恨腐蚀性的海风以及顺风飘来的工厂和轮船的黑烟。他们恨这座城市散发出来的属于老年人的臭味，也恨它像吸血鬼一样饮年轻人的血来重获青春。因为他们大多一无所有，就渴望放一把火来像烧毁蛾摩拉一样烧毁这里，好在废墟上建设出配套齐全、宽敞舒适、人人得食的新世界。”
特施立马发出反驳。他和赫尔德正好是相反的性格——勇敢、好斗、热情、冲动、固执、近乎粗鲁——从阜姆小学开始就一直是孩子们“政治冲突事件”的领头人，现在又是地下组织“红色阵线”的小队长，因此完全不赞同赫尔德的看法。何况他心里如今还燃着另一把火，对金发女同志蕾潘斯的爱火，使得他的党派立场更加坚定。
这个肢体动作丰富的地中海民族的后裔，口音并不重，挥舞着膨胀的大拳头，把路上那群饥饿的流浪汉称作“革命力量”。他请赫尔德想象一下：“在这些人知道了是谁抢走他们的面包、抢走他们的床铺、抢走他们的孩子之后，他们还会拒绝反抗吗？他们还会认不出谁是穷人和工人吗？如今的社会状况正在把很多中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尽管台尔曼先生在总统选举中失利，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未来比共和国的未来更广阔。”
出于年轻人灵活、轻浮的天性以及对港口的熟悉，特施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比伊诺赫那年迈的父亲要好得多。他向赫尔德说起自己在志愿劳动服务中取得的成果，此成果当然不是指在沼泽里开辟质量低劣的通行道路：“我们和一群阿尔塔曼联盟成员在一起工作。这个组织的名字是个雅利安词汇，那个马匹配种员[ 亨切尔：Willibald Hentschel]说是诚实勇敢的意思，或者和高地德语里的土地相关[ 阿尔塔曼联盟：Bund Artam，波斯语：Artam，高地德语：Art（农业）]。反正，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一群人了。”紧接着，他讲述阿尔塔曼联盟故意挑起和左翼党派跟随者的冲突，于是共产主义者和共和国支持者就在这片满是杂草污泥的偏远沼泽里和民族主义者“打了一场大战”，特施本人当然是前者的主要战力；并且，福利部委派到这片区的负责人正好对工人非常同情，同时是他继父老特施的熟人，立马就把那群纳粹走狗调走了。
“我相信这场胜利是个预兆。在其他地方，德共也会像这样轻易地打败它的政敌。”特施异常激动，双手举至耳旁，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两条粗壮的黑眉毛也扬起老高。
因为内心烦闷，赫尔德只是安静地听着。他尽管对德共不抱太大希望，出于友谊和软弱的性格也不愿去打击特施，只能往脸上挂一张愁苦的微笑。他的棕色夹克外套沾满了雨，这会儿已经脱下来了，半湿的内衫却还穿着，贴在皮肤上冷得他发抖。赫尔德一边倾听一边猛喝刚端上来的热咖啡，这才感觉好些。他深吸口气，问：“你想要更多无产阶级，可为什么笃定他们不去支持希特勒，而来支持台尔曼呢？”
“首要任务是终结共和国，”特施信心满满地盯着窗外，把从党会演讲和课程里学到的理论一股脑说出来，光线照着他的褐色眼睛闪亮亮的，“必须把托拉斯和卡特尔都收归国有，把贵族的土地都分给农民和工人，才能让德国经济和德国人的生活回到正轨。如果能赶走希特勒，德共甚至可以和施莱谢尔的纳粹党合作，共同完成这个目标。”
在那之后又怎么办呢？共和国建立在大战的失败里，其结果也被证明是失败的，你口中那个建立在人们的愤怒里的德国又该怎么办呢？但是赫尔德并没有问出口，政治让他感到疲惫了。他只是上半身懒洋洋地靠在墙上，举起杯子靠着下唇，作出一直在喝咖啡、竭力维持精神的样子。
特施当然看不懂这个同龄人沉默而友好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性格就已经注定，除了文学和对苦难的抱怨之外两个人没有太多共同话题。他无数次想把自己的理念传授给赫尔德，都以对方挑剔的皱眉和沉默的微笑告终。幸好，他们都是年轻而心胸开阔的人。特施认为，以两人在写作中表露出对底层人共同的同情来看，自己迟早会说服赫尔德的。何况赫尔德的父母是萨克森州的工人，让这位朋友天生就同情无产阶级。
他不以为意，把双手放到膝盖上，转变了话题：“你最近见过蕾潘斯没有？”
“见过，她最近一直在《人民报》办公室。戴特曼先生为了选举外出演讲，她就在汉堡替他筹集捐款、准备宣传小册子。”赫尔德点了点头，回答，“而且她变得更美了。”
特施往赫尔德背上轻轻打了一拳，在朋友的默契之下大笑起来，脸上的红色和毛发的黑色把他画得像个话剧演员。他从柜子里取出一个信封：“你明天去不去那儿？”
“给我吧。”赫尔德伸手把信接了过来，收进文件袋里。文件袋因为路上一直被以母鸡护崽的方法护着，里面的东西都没打湿。
在饭桌上，赫尔德见到了老特施，天然气厂劳资委员会的委员。鉴于继父和继子之间没有真正的亲缘关系，共产主义显然和血统无关，而是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使然，民族主义者指责“共产党人被犹太脏血腐化”的理论显然站不住脚。赫尔德笑了笑，老特施是个典型的不苟言笑的父亲，因为经历过世界大战，毫不掩饰对和平生活的琐事和成长于和平年代的年轻人的轻视和管教态度；尽管父子二人都是德共成员，他也经常在特施发表政治见解之后大加批评。在这栋公寓里，每一扇亮着灯的窗户后面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位父亲，只要那个家庭还有父亲。
如果特施日后变成和他继父一样的人，赫尔德绝对会惊掉下巴。尽管在当时，在1932年的7月2日，他们都不知道日后会发生什么。34号住宅楼下的酒馆以及全国各地的酒馆里都在为国会选举进行演讲，但这些声音和黑夜一起被贴着金雀花纹的墙壁挡在外面，仅剩的也被散发柔和的淡黄色灯光的窗口所吸收了。八只眼睛在今晚的桌子上都只知道盯着盘中的面包和碎肉，以全部的贪婪享受他们现下的、被切碎在餐刀和叉子之下的生活，没有意识到神经紧张和食欲一样会促进唾液分泌。
3.
“你知不知道，七岁时，我在上火车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去的是意大利？当时恰好是1920年，黑山亲王在阜姆摄政。结果下了火车，我才知道美国人靠子弹把这里变成了自由州，既不属于意大利人，也不属于斯拉夫人。同行的祖父也被弄迷糊了，好像突然不认识这片他生活一辈子的海岸了。不过，正是因此，我可以自豪地向工友们说：我没有哪怕一天向法西斯的统治臣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