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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我也住在达里尼，住在北戴河，我也曾恨数盲症，怕得数盲症，每天早晨起来都要从一数到十。未离婚时，我的前妻见到我这种五迷三道的样子，就说：你简直像女孩子怕强奸一样。很遗憾我没当过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不过我们可以知道，数盲症有一半的可能性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很像。
今年我四十八岁，自认为还很康健，胃口大好，办事时还没沦落到要用肚皮去拱，离得数盲症休养遥遥无期。有关数盲症，官方对其解释是：这是一种职业病，只在技术工作者身上发生，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所以数盲症患者总能得到很好的待遇。我想我一不算技术工作者，二已有不错的待遇了，此事更与我无关了。
早上起来，我像往常一样从一数到十。这已经是我的习惯了。仿佛我不数，它就有变成离散数列的倾向。到办公室时，看到桌上的电报。很简单，组织让我速进京休养。我很困惑，惶恐。我想起以前部里同事患数盲症的种种情形。我前妻就是患了数盲症，进京疗养，她的摊子由我直接领回了；过了些日子，她就出来了，登上了报纸，走上了领导岗位，见了面也不认识你。
有关我的前妻，需要说明的是，她原先是名会计。这很好理解，上班打算盘，下班打算盘，被窝里用了几个condom，也要打算盘。天天和数字打交道，很难不累出数盲症。但此处有两点非常可疑：一是她之后去了中财委，主持经济工作，这就好比全国的算盘都要归她打，相当于“总会计师”，可让数盲症掌管全国经济数字，我不敢想了；二是患数盲症的女同志非常少，这个倒好解释，本来只有壮年男性才会得，如果在一百年前就工业化，数盲症可能真是男性的专利，但现在，得数盲症也是妇女不可侵犯的权利之一（官方解释）。
我倒是很想问问她是否也曾为数盲症担忧，是否也恐惧被强奸。但我转而就醒悟了，也许她早就在为得数盲症做准备了，有备无患，这对她不是坏事。
既然现在数盲症已经跨越了性别的鸿沟，那么非技术工作者是否也能得呢？我觉得我已经很危险了。华东的同志来参观学习我部工业建设情况，下午时候我接待了他，饭后我们到棒棰岛的海边散步。他兴奋而又有丝忧惧，显得有些神经质。他热切地恭喜我，说什么“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也得了数盲症，要去疗养。这么说来，我们还算病友！但这并不能减轻我的忧虑，我对得数盲症甚至休养之后的事，完全没有头绪，如果像我前妻那样反而被安排做数字的工作，那太可怕了。一直在大连或者北戴河的疗养院倒着倒是很美好。还有，其他几个被宣布休养的同志呢？他们什么个态度？……这其中的未知与谜团实在太多。思考令我恐惧。
晚上部里办了舞会。我想这大概是我的欢送会。大家都很开心，我不甚明白，看起来我倒下对他们的好处颇多。是愿意接手我现在的工作呢，还是觉得我再安排上工作还能记得他们，提高他们的待遇，又或者是单纯为同事高兴（假如他们认为患数盲症是好事的话）。我不愿再想。女干事和女学生纷纷和我跳舞，亲吻我。这也提不起我的兴致。我已经感到疲惫，仿佛已经感受到自己趴在女孩美好的胴体上，分不清肚皮和老二的那种无力感了。好在我的肚皮确实没有挺出来。
我是中国年龄最小的“老大哥”，“老大哥”就是某部的总负责人。这是我前妻告诉我的。我们离婚时，她对我说，假如我患了数盲症，给我安排工作时，要计算我的分数。虽然算法公式里有数盲前年龄和数盲前工龄，但是我好在年轻，年轻就意味着还能活的时间可能比同级别同志更长，就意味着更有可能成功接班。这就是我们破镜重圆之日，到那时，她就又认识我了，然后拿着一份红头文件来找我，说：组织安排我们复婚。但我又想起来，她已经行使女性权利让自己患上数盲症，享受起优厚待遇了，她还需要当领导夫人吗？再者，数盲在夫妻生活方面表现极差，那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前胸和后背，她还会需要我吗？
我躺在床上，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我今年四十八岁，是全国最年轻的老大哥，且很有可能已经罹患数盲症。这取决于我明天从一数到十是否是自然数列。如果明天早上我数出的数带有随机性质，我就要走上进京休养的不归路（还好不是徒步是坐火车再坐吉斯轿车）。我可能到那里和我前妻会合。大连或者是北戴河海滩上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