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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我想对一个形容枯槁的人也是如此。我反正这么做了。头发半干，乱翘着，眼睛里爬满了血丝，脸颊凹了下去，下巴还残留一点剃须膏，这就是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我俯下身把剃须膏洗净，不小心把领子沾湿了。
关上水龙头，正好听见房门关上的声音。果然酒店房间已经空无一人。女人在床头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放下纸条，用座机拨给前台，告诉他们我需要波本和打火机。
等待的间隙我坐了一会儿，正对椅背上挂着的夹克。直到房间里久久不散的咸腥让我窒息，我打开落地窗，让海风吹进来。热带海面笼罩在暗蓝的天色之中，低垂的云和最后的夕照被卷往海的深处。
我靠在栏杆上。躯体很疲倦，几近散架，心里的声音却一声比一声清晰尖锐。很快内勤特工就会找上我，质问我为何擅自离队。我最好赶紧想出个理由，解释是什么搅扰我，让我在任务结束后不及时归国（现在可算非法逗留了，不过，嗨，山姆大叔还捞不了一个遵纪守法只是错过了航班的公民么？）反而跑出来喝酒，还在苏格兰酒吧磨到打烊，说一些顺水推舟的胡话，甚至试图在和一个陌生的女人身上排遣寂寞。原来是寂寞吗，我想。
直到我再次被我所逃避的思绪追上。
我把头放在手臂上。听到潮水冲击岸边的声音，一下一下。比我的心跳缓慢的潮汐。
还要再等一会儿，上头才会联系上我。我还有一点时间看看到底我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之前，先不要提起那个名字吧。再说，波本还没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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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还保留着初中时写日记的习惯，我大概会觉得04年开头的故事乏善可陈。经历了一次我不愿多说的营救任务，我带着折断的锁骨和一侧受伤的肩膀从智利回到纽约。任务事发突然，我没来得及铺防尘罩，连床上都落了一层灰，于是只好打地铺。
第二天，有人敲门。戴文出现在门口。她看到我吊着胳膊并不惊讶，只是把我借给她的夹克交给我，我明白这意味着告别。当然是我的错。
“我们以后还可以出去走走。”我说，“当然以朋友的关系。”
她摇了摇头，“再见。”戴文最后一次纯情地吻了吻我的嘴唇，“祝你好运，里昂。”
显然她在我不辞而别的日子里想得很清楚。戴文是上次受伤时帮助我做理疗的康复师，在最后一次疗程我几乎恢复了，以后的治疗我都可以自己完成。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约她出去喝一杯，她答应了。跟戴文亲热起码有一个好处，她很有分寸，也很专业，清楚我们哪些动作该做哪些不该做。我暗自想是否因此我们能对彼此满意，几乎发展成稳定的关系，但显然结果是没有。
于是我的单身汉生活就像戴文没有来过一样单调地继续下去。这次任务顺利，再加上负伤，我赢得了相当一段空闲时间。预约理疗，逐渐增加锻炼（帮助我的睡眠），每周购物，用新鲜蔬菜、巧克力、酸奶和麦片塞满小冰箱，从烘干的裤子口袋掏出黏糊糊的购物小票。我甚至有时间给自己挑一张沙发，让公寓里除了木椅和床还有其他地方可坐。新沙发入驻的那一天，我的同事，乔，来我的寒舍做客，带他参观的时候我难得有点羞愧：石灰墙没有粉刷，书架上散乱倒了几本俄语辞典和短平快的雷蒙德·卡佛，厨房比我的脸还干净。乔说：“在我家里马丁会把家装饰得跟个博物馆一样。”言下之意是特工单身汉的生活实在干瘪。我气闷，无法反驳。
无所谓，单身汉有单身汉的自由。我四点出门跑步不会打扰任何人，想在沃尔玛逛多久就逛多久，心血来潮要步行十五个街区回公寓也无需找人商量。走到第七个街区，在野球场旁盘腿坐下，看别人打球。太阳晒得我舒展开来，天高云淡，一个影子飞速冲我脑袋降落，我伸手截住，脱手的篮球在框边转了几圈掉进篮网。看来警校时的手感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一出手我就后悔了：尚未痊愈的肩膀开始哀嚎。
“不赖嘛。”球场上唯一一个人说，他起码比我高一个头。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量了我几眼：“嘿，你是不是NYU的？我好像在课堂上见过你。”
这当然不可能。不过跟年轻人聊篮球总是令人愉悦，而且聊与自身不相关的事情有个好处，你得以脱离当局者迷的可悲处境，进而相信人确实可以看清楚一些东西，而不至于从始至终驯顺而盲目地被推着前行。我们聊NCAA，关于篮球的一切，手里随便运球，看看我，简直像晚上会像石头一样睡个九小时的运动型男一样！不禁一阵疑惑，既然我凌晨会被死去孩子摊出更衣柜外的手脚惊醒，尚能神色自若地谈论马布里，那我对面的这个男孩，他晚上会梦到什么也不足为奇吧？
想到此处，又暗自发笑；感到自己接近歇斯底里，赶紧打住。
离开前他邀请我下次打球，我说改天吧！挥挥手往家里走去。路过橱窗，看到自己穿着卫衣和牛仔裤提着纸袋的影子，真像个大学生。那个男孩说的也许真有其人。这个想法让我着迷。没准呢，会有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家伙在纽约大学读刑法学，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课，周末参加派对，有一帮狐朋狗友，到了考试周泡在图书馆背书，把刘海夹住防止它晃到眼前，最大的苦恼是马上要来临的律师执证考。也许在哪里真有个我的分身过和我不一样的生活。我渴望的正常生活。
我带回的白兰地作为礼物受到琼斯夫妇的热情欢迎。琼斯夫妇住在我隔壁。大概两个月前，我清早回到公寓，正好碰见倒在地上的琼斯太太。我陪同她到医院，直到身在外地的琼斯先生赶回纽约。之后我知道了对门的琼斯先生是位兽医，而琼斯太太是一位退休的警官。一周前，琼斯先生对我说：“蒂娜和我想问问你能不能来吃个晚饭。”当然啦。
敲门后，琼斯太太出现在玄关。“请进，请进。”她是个温和而干练的女性，和她丈夫一样有点腼腆的气质。这种害羞的贴心出现在警官身上可能有点违和，但她让我想起我儿时走丢时送我回家的小镇警官。温和的态度并不能折损这种人的决心和能力分毫。
蒂娜把我引向深处，从浅色的地板一直高砌至天花板的书架环绕着温馨的客厅，我看到有一个架子专门用于放唱片，落地窗前的双人椅旁摆着我叫不出名字的常绿植物。素雅的日式鱼缸，表情滑稽的瓷娃娃，大象木雕，很难不察觉琼斯夫妇用一辈子把无数遥远的时空编织成一张绚丽的回忆挂毯。兴奋的爪子拍地声比他们养的两只大金毛更快扑上来迎接我，琼斯先生从厨房里探出头朝我打招呼。地毯和沙发靠垫都软绵绵的，散发着柑橘香，咖啡桌下面整整齐齐摆着吹风机和果干。在我公寓里相同的位置，上次心血来潮我带回一盆薄荷，如今不过是残枝败叶。
我站在生活的丰盛之中，一时哑口无言。过了很多年，这一幕还时不时在我脑海里盘旋，像速度很快的列车，带起的低气压不断把我扯过去，扯进一个家的博物馆里。
琼斯太太为我带来了调味混合坚果，菜花头和芹菜杆，还有蔬菜蘸酱。晚餐是火候很好的西冷牛排和龙虾尾。这些东西对平时点外卖比萨的我来说实在太多了。吃到甜点时我问起摆在玄关的玻璃小鸟，琼斯夫妇笑了，就是那种“啊，那个啊”的了然的笑容。
“蜜月时带回来的。”
“1962年，在泰国。”
“原本带回来的时候脖子是断的，菲多用胶水补好了。”蒂娜说，“晚上吃完饭，我们就想着从海边散步回去，然后看到一家礼品店。”
最开始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热带风情的挂毯而不是玻璃小鸟，直到店家说他们打碎了商品，必须赔钱。
“荒诞啊！过了四十年我都还记得我根本没有听见玻璃碎掉的声音，”菲多摆了摆手，“但店里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了，那时候监控还不普及，我们就只好灰溜溜付了钱。”
蒂娜用肩膀碰了碰他：“不过你还记得吗？你差点把店家的狗拐走了。”她面向我：“菲多总是会吸引动物。我们一路走，店家的小狗一路跟在菲多后面，都快走到酒店了，直到有人追出来把它牵回去。”
“大概是店家太刻薄了，连小狗都忍不了吧！”说完，我们大笑起来。
“我还是很庆幸我们买下了那只小鸟。”菲多说。“我们还有一些旅行时拍的幻灯片，（其实基本是我陪他出差，蒂娜笑着说）我想着如果你想看，我们等会就把银幕架起来。”
他们给我放幻灯片，从香港、泰国、埃及、巴西到叙利亚的都有。蒂娜在开罗集市乱糟糟的棚子下经过，穿着宽袍大袖，被切割成一条一条的酷烈阳光在黑白底片上几乎是纯白色。菲多在海边逗鸟，背后留下一串脚印。两人骑在骆驼上，紧张地握住扶手保持平衡。铁皮斜屋顶。泥墙。茅草屋。热带拥挤吵闹的植物和神色各异的路人。不认识的文字在咖啡馆招牌，路牌和海报上神情严肃地凝望幻灯片外的人。偶尔琼斯两人会出声点评：“黎巴嫩雪松。”“法老坐的椅子。你能想象吗？一张椅子留存了三四千年？”“照片拍不出来，其实那块石刻是玫瑰红色的。”
到最后他们脸上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表情，我想我也不差。菲多轻轻说：“天呐，我们不曾年轻过吗？”而我想的是，我们的轨迹并非没有重叠，可他们见到的我竟全无印象。
夜深了，我准备回对门。我们交换了一些客套话，不过我是真心喜欢他们的幻灯片。
“你永远可以下次再来看。哦，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你的女朋友。”
我脸上疑惑的表情一定很明显，因为琼斯先生立显窘态：“哦……我以为上次在你门前那位亚裔姑娘……”
八卦是人类的共同天赋。我感叹道，然后与他们告别。
我躺在床垫上，随手捡起床头柜散落的短篇小说助眠。“她告诉我，她姐姐苏珊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药自杀了。她父母、她姐姐的伴侣（一位米苏拉地方的木匠）都崩溃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说，我宁可沉默，痛上加痛没有意义啊，或者说，痛上再加三个有缺陷的闷葫芦，没有意义啊。好像痛苦还不能成为足够的疑问，或者说，痛苦还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疑问。”
我没有读完，书从我手里滑落，白兰地让我昏昏欲睡。最后我脑海里是蒂娜的背影，与金字塔相比显得年轻而纤细，短发被干燥的风吹得在脖颈扫来扫去。我想象菲多在她身后，举着35mm相机。然后甜美而轻盈的黑暗随我转身，漫过我的所有。
短发扫来扫去。四周漆黑一片，只有一点不知何处而来的微光，让我看到路很不平。也许是在岩石上吧。戴文在我前面，寻找着落脚点，走得很慢，每停一步，黑发一荡，就扫在脖子上。我好像浮在空中，看了一会儿，就伸出手去，轻轻搭在她后颈上。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问我，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想要知道，做被你的头发整天吹拂的那片皮肤什么感觉。她笑了一下，半转过头，却不是戴文的脸。
你是谁？
——我瞪着空白的天花板。冷汗被吹干后，连心跳都感觉不到，便感到空虚。摸黑给自己找到一罐苏打水。咔一声拉开拉环，干脆利落，一如用力关上心中某扇管理不善的门。窗外飘来音乐，咚、擦擦，咚、擦擦，探头出去，隔壁的阳台洒满了暖黄的灯光。我听不出是什么华尔兹。
夜晚明亮，而一切黑暗都在我身边酣睡。好像一条鱼在深水望着斑斓的水面。鱼想着：琼斯夫妇还没有睡吗？又想起有个故事说，商人要求孩子们用最少的钱填满一间空房，有人买了稻草，有人买了木头；最小的孩子用最少的钱买了一盒火柴，划燃了一根，于是整间屋子都被光芒照耀。就像火焰的光芒一样，隔壁飘来的华尔兹，绕过我，灌满了我的房间，然而与我无关；夜风直穿我身，我心中早已寂然无人。
2
“我们的啤酒呢？”卡座里的克莱尔坐立不安，我把它归结于雪莉离开后的情绪低落。她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去吧台自己拿算了。”就把我扔在了角落里。
空气里飘浮着甜腻或凶烈的香水味，pink floyd在喧嚣的人声里起伏。吧台后，管风琴送风管一样的酒瓶和容器吞吐着炫目的光芒。这是六月份。我和克莱尔好不容易同时在国内，于是我动用年假跑到波士顿与她和开始放暑假的雪莉碰头。雪莉仍在德里克·西蒙斯的管控之下，三天之后我们不得不把她送上了飞往华盛顿州的飞机。我想我们对于把雪莉交给那些人模狗样的西装秘书都一肚子火气，所以当她提议一起去喝一杯，我没有异议。
但没想到她的怒气让我甘拜下风。克莱尔哐当一下把酒杯砸在桌面上，和服务生送来的排在一起，酒液洒在她袖子上，这一下把跟在她后面想搭讪的男女都吓跑了。上次我见她这么勃然大怒还是在两年前她分手的时候，她跑来匡蒂科跟我在凌晨买醉。
我是个明智的男人，这个时候应该多喝，少说话。闷不作声几杯酒下肚，克莱尔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个小东西：“你看这是什么。”
我谨慎地观察一番：“钥匙。”。
“开什么的？”
我越发摸不着头脑：“应该是门锁。”
“就应该只是开门的啊。”克莱尔的声音发抖了。但事实上这把钥匙确实不是开门的。
于是我听到了去年冬天在她身上发生的事。那时克莱尔作为人道主义援助队伍的队员，深入巴尔干地区，那里爆发了生化战争。在战役结束后扫荡战场寻找伤者时，他们发现被落下的战士都是老弱病残。年轻恢复能力强的人都会被带走，战场上就只剩下垂死的老人和恐惧的孩子。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把无力挣扎的他们用担架抬回战地后方。其中克莱尔负责的帐篷收进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金色头发，长得很机灵。带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打空的土枪。
听起来像雪莉。我没说出这句话，只是招手让侍者再上两瓶黑啤。
这个女孩的小腿压在废墟下两天，已经坏死了。医生实行了截肢，但她高烧不退。没几天，浑身上下都起了淤斑。
医生说是脓毒血症，而且令人不安的是，这片地区的抗生素滥用情况不容乐观。普通青霉素只怕难起作用。克莱尔立刻发出消息，请求尽快运来足量的万古霉素。除此之外，她除了时刻观察着女孩的生命体征别无他法。
清醒的时候，女孩只会说她的方言。隔壁床的老太用蹩脚的英语为她做翻译。手术后醒来，她第一个词说的是：牛奶。克莱尔想起克里斯给她寄的包裹，从里面翻出最后一袋牛奶。女孩用吸管喝了半袋，然后就再次陷入断续的昏迷之中。
有一个晚上，克莱尔，隔壁床的老太，还有年轻的女孩，她们拿到一本从废墟里刨出的故事书。克莱尔读书，老太翻译，女孩就负责听。过了一会儿，克莱尔太累了，她读着读着睡着了。几个小时后，她在女孩的床边醒来，发现女孩用虚弱而好奇的眼神看着她，看着她醒过来，然后用粗糙的小手摸了摸克莱尔因为操劳变得干燥的红发。
灯泡闪烁，雪拍在挡风尼龙布上发出细碎的声音。克莱尔很高兴地发现女孩退烧了。
“在这里，随便在哪家全面一点的医院都可以找到万古霉素。”波士顿的克莱尔把脸埋在手心里。“但在去年冬天，万古霉素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寻。”
她总算等来了物资。但运来的箱子上面写的是青霉素而不是万古霉素。克莱尔跪在地上把箱子里每支安瓿瓶都抽出来检查了一遍，没有一支是万古霉素。
无论如何，医生还是把青霉素给女孩用上了。我们只能祈祷有奇迹发生。医生说。
当天晚上女孩又开始发高烧说胡话，老太努力听了一会儿，告诉克莱尔她在叫妈妈。很遗憾，她的妈妈没有来，奇迹也没有降临，在心房最后一次努力的颤动后，她死了。
“死之前她给了我这个。”克莱尔举起钥匙，“我想这应该是她家门的钥匙，起码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这枚钥匙还给她姐姐。”
“原本我还想给她拍张照片留给她亲人。”克莱尔沉默了一会儿。“但最后的场景实在令人心碎。”
当然，想记住一个人，却不忍留下她任何痕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后来，待在巴尔干半岛的日子里克莱尔都在到处打听女孩的来处。她问维和部队的士兵，问俘虏，问医护人员，问逃难的平民，但他们不是已经陷入躁狂和谵妄，就是这片土地的过客。她能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失落的金发女孩并不稀少，而那柄钥匙也毫无辨识度。两个月后克莱尔也如她共事过的人一般，飞离了巴尔干。
按理来说故事就应该这样结束了。以死和无可奈何的离开为结局。句号。但命运总是充满恶趣味。
第二年，克莱尔到日内瓦参加一个人道主义会议，她把自己在巴尔干的经历整理成了一份报告。会议的间隙，一个爆炸卷发的女人走来与她握手。我来自那个国家，很感谢你为那里做的一切。她说。
她们一起用了午餐，在一栋大厦日光充足的顶层餐厅。女人谈到她的童年。那里会招募很小的孩子作为士兵。他们完全不在乎让孩子去杀人。
是的，克莱尔说，我遇到过。
我还记得，六年级的时侯大半个班的人都逐渐不来上课了。女人说，我同学的父亲来家里做客，对我父母说，组织的人会给那些孩子一枚钥匙，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战死了，这枚钥匙会帮助他们打开天堂的大门。我的父亲气坏了。他告诉我不能听信这些胡说八道。但人们在绝境下，只要能够得救，什么都会相信的。
克莱尔在透明的阳光下全身发冷。雪扑在一尘不染的玻璃上，发出簌簌的声音。
……雷德菲尔德小姐？
我们喝得桌子底下挤满了啤酒杯，后来嫌酒劲不足，还牛饮了金汤力。酒吧打烊了，我要了最后一袋炸薯条，在马路牙子上和克莱尔边走边吃。
凌晨五点，路上行人寥寥。刚下夜班社畜眼睑脆薄如纸，面无表情地靠在站牌旁等待第一班公共汽车。流浪汉窝在店门口安睡。浑身充满无处发泄的荷尔蒙和让人焦虑的烟草和大麻气味，青少年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武器把腰间的衣服撑出一个隆起，在街角警惕地看着我们。克莱尔和我踩着他们用灭火器砸出的橱窗碎片，漫无目的地游荡。我有种怪异的感觉，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们的模样不过是放纵的大学生，平日的烦恼是无聊的车贷、困难的课程和职业方向，没人知道很远的地方有个女孩因为得不到附近医院随处可买的药很悲惨地死掉了。就像浣熊市一样，没有活着的人知道它怎样剧烈地撞击了我的生活。而活在那场灾难的余波中的少数几人对它绵长而不怀好意的逼问手足无措，它在表达所不能到达的深处，于是我们绕着圈子，说着不相干的话，心里却明白它存在于每句话语之内，像重力一样把叙述扯向不请自来，不可抵抗，也不能理解的巨大沉默。
也许与我们整晚对话的不过是浣熊市的鬼魂。我觉得克莱尔也感觉到了。但出于各自的原因，我们避而不谈。
我们慢慢走到了桥上。克莱尔跌跌撞撞地靠在栏杆上，踩上最下面一级横栏，向前俯身，碎发被风吹往漆黑的河面。偶有车辆在我们背后尖啸着飞驰离开，我赶紧扯住她一边臂膀。她松开了另一只手，高举着，对着灯光端详着那枚钥匙。被涂成金色的，却又暗淡的钥匙。能打开天国大门的钥匙。
有一瞬间我以为她要把它丢进河里。但她只是抢过我攥着的薯条袋子往下一撒，然后大喊一声；在纷扬的薯条没入河水之前，她的声音劈开的黑暗很快又合拢了。
然后她跳下来，自顾自往前走了。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努力走成一条直线。
天呐，在雪莉背后我们是多么糟糕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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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忌瓶子已经空了一半。我明知我不能再阻止它们了，那些我不愿回想的事情，它们抓住了套在我脖子上的缰绳。像打翻检索卡一样，我只能摸索却无法甩脱撞进眼眶的东西。唉，人最大的可悲就是知道了就不能不知道。
我再也没见过琼斯夫妇。从波士顿回到纽约，他们的门大敞着，搬家工人进进出出。挂在墙上的博物学图谱被取下（上面用蓝笔红笔画满了标记），露出光秃秃的墙面，我只来得及瞥着一眼，房东就从后面跟我搭话。琼斯太太想搬回田纳西老家，他说，她身体不好有一阵子了。我打开自己的门，门后的地毯空空如也，没有留言。也许是太匆忙了吧。我也很匆忙，任务加身，我当晚就飞往了曼谷。
然而无论在曼谷还是在纽约，生活都很无聊，庸俗，更可怕的是，蛮横无理。比如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曼谷这次与生化武器毫无关联的任务中与故人劈面相逢。故人之故，以至于我以为她早就死了。故人之故，以至于她的出场不过是一张闭路电视截下的模糊侧脸，躺在一堆忙乱洒落的文件中间。在那很短的一瞬间，也就是我想起她的名字之前吧，我的心突然猛烈收缩了一下，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腔里碎掉了，我要死了。但我没死。一切快到我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冲动和脆弱感到不详，直到背后的研究所发出最后一声哀鸣彻底坍塌，我捏紧了裤袋里的那张复印件，才发觉手心全是冷汗。
其实在这个国家你很难分辨出冷汗或热汗。我拉开火车的窗户，潮湿的风扑进来让额上的汗变得凉爽。我已经能闻到海的气味。树木不知疲倦地膨胀，极速后退，每天下午都有一场来之无影去不留痕的短暂暴雨，过道上的每个人脸上都汗津津的，在这里生命的迭代快到野蛮，伤疤还没长好而已经覆盖起新肉。于是触之所及，无一例外都是饱满厚实的生长痛。
我顺着堤坝步行。人头攒动，集市开得火热，不知道哪一家是琼斯受讹的纪念品店。就算还开着，想必也淹没其中了。在我眼中它们都一样的玲琅满目。不是没有入我眼的美丽废物，但纪念品用于回忆，而我在这里，有什么好纪念呢？
停在一辆小吃手推车前，摊主满头大汗地搅弄着一团面糊，让我驻留的却不是胃口。你在做什么？我问戴文。
松饼。戴文头也不回。我靠在门框边欣赏她热裤下伸出的笔直的腿。
我走过去，她很不耐烦地用手肘把我推开：病患不许进入厨房！
我打着哈哈又退到门外，眼巴巴看着她把鸡蛋敲到盆里。美国人的食材真的很没意思。她一边打发一边说。你们应该试试亚洲的早餐。
你可以带我去吃。我说。
戴文耸了耸肩。有机会的话。
有一阵子我们静静地听着打蛋器敲击碗底，除此之外，只有早晨的阳光在菱形地砖上的蔓延发出了声音。
对了。戴文说，你昨晚睡得很不安分。她回过头来看着我，她的脸像在水面下一样摇摆不定，只有声音中的关切再次，在异时异地，再次刺痛了我：
你做噩梦了吗？
一切依然像花花绿绿的药瓶一样越过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向下滚落。
我从夹克口袋掏出复印纸。看了一会儿。
我不明白。这不明白过了六年，依然使我震动，近乎悲痛。有谁，请问有谁可以告诉我，她的出现是其来有自的？告诉我，这是无力握住从我手里溜走的无辜生命带来的报应？又或者，再不济，告诉我这是一次转折，下一秒就会有特工敲响我的房门警告我，要求我在五秒之内打开门，双手举起，然后通知我因为违法保留机密文件而遭到逮捕。我没有因为耽误几秒把这张纸塞进口袋而错失逃离爆炸的机会，为什么？她的重现将我的生活再度错轨，这才合乎情理。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去的，她是直接砸在地面上绽放成一朵血花，还是被四处刺出的钢筋割破躯体？她在痛苦中挣扎了多久才得到救赎？这秘密追赶我，把我的生活生吞活剥，对真相的饥渴几乎把我逼疯。我不明白她莫名其妙出现在停车场而不是别处是为什么，蛮横地闯入我的生命，救了我，死掉，成为一个黑洞，又蛮横地重返，这到底是为什么？又为什么一切像是她还死去一样无动于衷？不回答是不行的！但无论我如何从黑洞的边缘向下张望，里面永远是死的寂静。这么久了，请问有人能够理解吗，这么久了，我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理由，不要告诉我这是巧合，是命运机缘或上帝或管它叫什么吧的轻浮的玩弄；我是如此荒唐地沉重。这一切一定得有什么道理，让我相信这是我的懦弱和卑鄙带来的后果也罢，否则巨大的无理会让我难以承受。
我读道：“2001年摄于维也纳。”人群中她面目模糊，只有眼神机警。她和我的梦魇如此相像，几乎会从模糊不清的画面中抬起头来对我说：“真奇怪，明明我几乎不认识你，我却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
我一直在等待着身旁有哪个人跟我说一句这样的话，我笃定一定存在于何处的话，但每次有谁试图把它说出口，我都想：不对。就像长久在高速上开着车，每个出口都偏离了目的地，于是我错过每一个。心里想着下一个就是了，结果每个都不是。然后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目的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那里也许是浣熊市，也许有一个人，也许只是死。我的生活就是驰行与忍耐驰行。直到我到达这条路开始的地方，或在这之前因为疲劳驾驶而出车祸。
03年底，我所在的小队接受任务去智利营救内战暴乱中被困大使馆内的美国公民。我只知道美利坚的立场让公派人员留在智利已经不再安全。小队从三个街区外的下水道潜入使馆，一部分人协助外交人员焚烧文件，还有一部分人搜索使馆，聚集所有需要撤离的美国公民。从窗子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星条旗高高飘扬，在外面是大铁门和涌动的民众。他们举着“拒绝生化武器”“生化武器在杀死孩子！”的标语，骚动不止，已经有人在四处跑动寻找可以撞开铁门的木墩，我看到了，心里一紧。一进更衣室，门背后跳出一个拿着刀的孩子，刺伤了我的小臂。他穿着当地反对派粗制滥造的所谓防弹衣，我把他的匕首夺下。对这么小的孩子动手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直到被我制服，他都在愤怒地叫骂着，但有一瞬间我和他都安静下来，恐惧地听着薄薄的玻璃外头人群试图冲开铁门的骚动。外面的民众不会放过他的，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是罪人，悲伤继而被激怒的人不在乎抓到谁泄愤。
进入城区，偶尔会在路灯和道旁树上看到悬吊的尸体，那时我想的是这个；至于那个孩子，有什么会让他浑身发抖，和我一样吗，我不知道。在十五六岁，本是什么都不该让他浑身发抖的啊！
我告诉他藏在更衣柜里，我会回来接他。孩子恐惧和愤怒的黑眼睛对我诉说，却没有反抗。所有人员都撤离之后我不顾队长的怒吼去找他，此时大门已被攻破，我回到更衣室，先看到的是他瘦小的手脚摊开在更衣柜外。血和脑浆在柜子后壁往下流淌。走廊被民众堵死，在他们发现我之前，我从窗户一跃而下，肩膀着地。
你该怎么跟别人说起这件事？一个手无寸铁的男孩死在更衣室里，杀死他的不知道是我的同伴还是抵抗生化武器的他的同胞。在一个四季安稳轮转的世界，和伴侣逛超市的时候，脸贴脸跳舞的时候，商量今晚的菜谱的时候，还是去邻居家做客，四周唱片和书籍堆到天花板的时候？
面对着克莱尔的时候，我意识到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选择，把他带在身边。但我没有。
我早就不再是浣熊市的警察了。我从来不是。
我说不出口。我害怕克莱尔会惊讶不解，会沉默，而我就会不得不耸一下肩：我还能怎样呢。借口。我受不了这个，克莱尔也是。但她还是在外面摇旗呐喊的人，而我不是，我不能。
我不会特地想到她，不会去想她，但每次有什么带回我的记忆，她脸庞的周围，她以外的一切都会变得不真实，往后退却，飘忽不定，像淹没在浪中的海岸线。我不知道她的生日，不知道她在维也纳干什么，没准只是去休假，陪着女友，没准又在耍弄手段，渔翁得利，我承认我想知道，但在最深处我明白这对我一点都不重要。你只要也在断桥上松开过一次手，就会发现除了握紧那只手之外，别的你都不在乎。
或许我不是不在乎，只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也许最开始和最后我都只是想要她的一个答案。我想问：事情会不会是这样，我不会和戴文分开，我会老老实实当个警察，25岁和女友结婚，生三个孩子。含辛茹苦把他们抚育成人，周末和邻居聚餐，偶尔和朋友出去打球，或者钓鱼，取决于我的体脂率。50岁被糖尿病困扰，最后死于胰腺癌。如果我没有遇到……浣熊市，是不是就会这样？
不会的。她会说。你必然会在一个雨夜到达浣熊市。我们必然会相遇在一个停车场，必然在铁桥上分离。在这一切之后，你会不得不再次发现我和你自己。非此不可，别无选择。
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喝得熏然欲醉，但那副官腔我无论如何不会认错。我也不奇怪会在酒店房间的座机被内勤特工接触到，就算我随心所欲选择了路线。早在六年前被关在审讯室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的行踪我们都了如指掌呢，它仿佛告诫道。
这种声音仿佛是为在耳机里下指令而诞生。唯一不同的是，它不属于我所熟悉的内勤搭档。
“里昂·肯尼迪，我是英格丽德·哈尼根。”年轻女声说，“你新的内勤搭档。”
“哦？我还以为我被踢出去了，没想到还给我换个内勤女士。”我坐到床上，映在落地窗上的影子也佝偻着，随着日光渐消而逐渐清晰。
“你擅自离开队伍的行为确实会受到追究，”哈尼根说，“但现在你有更重要的新任务需要执行。”
“更重要意味着更容易丧命。”影子往下倒去，脱离了我的视野，我半眯着眼望着天花板。“什么任务？”
“任务简报你会在8小时后的飞机上读到。”
波士顿。在天亮之前，我把克莱尔送回她的公寓，她邀请我睡她的沙发。几个小时后我顶着宿醉的头痛，在厨房找到了挂着黑眼圈给自己烤面包的她。她要再次飞往日内瓦。
“那么你打算找到万古霉素被替换成青霉素的罪魁祸首？”
“这在救援行动中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克莱尔在告别之前说，“只要这个纰漏不被人纠正和警示，就会有更多的孩子死在莫名其妙的战场上。”
她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吗！”
我把咖啡伸过去跟她碰杯。克莱尔和我在公寓楼下拥抱了一下，然后分道扬镳。
8个小时后。我想的是那现在再睡一会儿也无妨。“如果我活着回来你会跟我约会吗？”
“我不跟同事约会。”真无情啊。
我闭上眼睛。
“至少告诉我目的地在哪吧。”我说。
蓝调消失了，黑暗涌进这个房间。寂静是绝对的。纤维烧焦的气息像摸狗一样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
“西班牙。”哈尼根说。
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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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晚的浣熊市也一直弥散着烧焦的气息。蛋白质的，纸张的，泥土的。血肉的。
枪伤的剧痛把我唤醒。我靠在混凝土墙上，浑身酸痛，肩膀仿佛被撕掉了。
有个人站在我面前。
视野还很模糊，但我知道她是谁。
她回过头。
艾达说：“你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