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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南用了两年才学会用英语近乎顺畅地和其他人交流，但人们还是会时不时因为他浓重的口音而对他侧目。当他想说“yes, please”的时候，他只能说出“oui, s'il vous plaît”
平心而论，他们的境遇比许多逃到英国的法国人好太多了。出于对德佩罗伯爵的同情（那段时间英国的贵族人心惶惶，法国的革命者好像就是他们的革命者，帮助一个法国贵族好像就是在帮助他们自己），他们得到了一间干净的房子，比罗南住过的任何房间都要大，比拉扎尔拥有过的任何住所都要小。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让这间房子染上了他们熟悉的味道，换了烛台，换了桌子上的花瓶，换了挂毯；但它还是像一座云间城堡，每走一步都像是踏在虚空上。他们坐在落地窗前，外面的一切是一幅画，也就是说，和他们无关，他们是两个赤脚站在画前，无措的观众。
最开始的一年里，他们从不分开行动。无论罗南到哪，拉扎尔都跟在他旁边，反过来也是一样。他们很少出门，非到必要，比如说，出门购置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他们就紧贴在一起，不一定牵着手，但一定碰着彼此的衣服，直到发出悉窣的声音，好像他们不这么做就会迷路，然后被这个巨大的国家吞噬，再也见不到面；伦敦的街道对他们来说是蜗牛爬过的泪痕，凝结之后就消声觅迹了，只在阳光下残留着一点微光，他们必须眯着眼睛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罗南几乎不说话，他听不懂英语，英语也听不懂他；他也不说法语，当他需要表达什么的时候，他就望向拉扎尔，后者就立刻读出他的眼睛。在外面，拉扎尔也从不说法语；法语是他们的伤口，只要张开就会流出血来。只有在任何他们彼此独处的空间里，那道伤口里才会流出眼泪，母语成为了母羊舔舐羊羔的舌头，当他们蜷缩在一起，用低沉含糊的声音发出法语的音节，他们用这舌头濡湿彼此的伤口。
拉扎尔曾经带回来一本法语写就的书，当时他们刚刚熄灭了卧室之外的蜡烛，准备上床睡觉。拉扎尔把书放在罗南手上，我想听你读，他说；好，罗南回复他。于是拉扎尔躺下来，闭上眼睛听罗南用含混不清的鼻音念着每一行，即便是说法语，罗南也带着一种不属于巴黎的口音；每一个喉音都是一个吻，直到罗南亲他的眼睛，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吹灭了蜡烛。
从他们下船的那一天开始，罗南就变得成熟，或者说，变得老了；而拉扎尔则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伯爵，等到他们独处，回到彼此身边，他就会变成一个孩子。夜里拉扎尔无缘无故的醒过来，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迷失感，好像在梦里忽然放开了母亲的手，世界变得陌生而可怖。他转过头，罗南静静地躺在他旁边，纹丝不动，像是死了，留拉扎尔一个人在这座陌生的海岛上。于是拉扎尔把他的头搁在罗南的胸口上；一开始罗南会含糊地问“怎么了？”，后来他就只是抱着拉扎尔，像安慰他的兄弟姐妹一样说，“没事了，我也在这儿。”——他从来不说“我在这儿”，他只会说，“我也在这儿”。
后来拉扎尔开始去一些沙龙，在那里他能听到一些法兰西的消息；罗南从来不去，因为那是贵族开设的玩意，法国的贵族，英国的贵族，有什么区别呢？但拉扎尔不在家的时候他也从不留在房子里；一个人的房间是座监狱，你连高声说话都不敢，以免自己的回声突然发现你，攥住你。他们也从不一起出门，在半路分开；那只会让他们感到更难以忍耐。拉扎尔出门之后，罗南盯着墙上的花纹默数十下——用法语，然后披上外套逃出门。他没有目的，在路上，罗南就像是一只趴在日光下的地图上的蛾子，迷茫地顺着眼前的线爬行。他和世界好像隔着一道墙；他长得不像一个英国人，穿得不像一个英国人，最重要的，他说话不像一个英国人，这些构成了这堵墙的大部分。从墙的另一边传过来的声音像失聪患者一样带着朦胧的耳鸣。罗南经常走得离家很远，天快黑的时候又拼命地往家赶，有时候甚至小跑起来；一进门他就甩掉了沾着街道上的味道的外套，靠在沙发上喘息。拉扎尔往往早已经回来了，一边往杯子里倒水一边告诉他最新的消息。
“拿破仑镇压了在巴黎的保王党。”
“谁？”
等夜幕暗下来，他们坐在桌前，会觉得胸腔里有一种相同的嗡鸣声。当周围的一切都是冰冷的陌生时，彼此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无论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都出生在同一片土地上，这就够了。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就凑出了国土的一个残片。这很古怪，因为法国没有消失，也没有失去她的独立，她还在那里，只不过他们回不去了。罗南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拉扎尔没有当下回答，一直到他们躺在被子底下，听着外面猫头鹰的叫声，他才说，我们回去的时候，那里不是保王党的国家，就是革命者的国家；现在这样更好。
有一回，罗南在灶台前面忙碌，拉扎尔坐在椅子上看报纸。他突然抬起头来看着罗南。
“这是我们的错吗？”
在灶台上的水壶冒出的昏暗不清的雾气里，罗南摇了摇头。
“这是...分娩的阵痛。”
八九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会用这种词汇了。
“或许我们是世界的早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