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这事都他妈的得怪我弟。
他大提琴拉得太好了，十七岁就拿了柴赛一等奖。我十四岁，他十岁那年，我们甚至举家搬到了悉尼，只为给他全澳大利亚最好的音乐教育。我爸妈没理由阻止他当音乐家——这是我的噩耗。在亚裔家庭中，孩子们是个风险均衡的高夏普比率投资组合，个股应具备强劲的预期阿尔法收益，同时必须充分跨资产类型配置，保证多元化。长话短说，音乐家这东西，我们家出一个就够了。那一个当然不是我，哪怕我也学了十几年小提琴。我弟是黑马股，我是国债。十七岁时，我问我爸他建议我选什么专业。他想了半天，说：“跟我一样当个建筑师呗？”
所以十年后我在做房地产开发。
再说一遍，这事都怪我弟。
有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至少我没当律师。我口才过人，可以当个很好的律师，假如我更擅长背诵法条的话。我从没想过当医生。生理课我扮演医生，老师叫我询问病人家族史。病人说：“我被车撞了。”我说：“那你妈以前被车撞过吗？”我也不能当教师。如果我逮到学生逃课，我会和他一起逃。上述罪过使我免受亚裔职业老三样之苦。在乙方设计院和营销部门之间抱着幻灯片来回跑似乎也没好多少，不过，随便吧。
我二十七岁那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我终于还清了学生贷款；二、我老板想重振商业设计部。我终于抹着发胶、打着领带，抱着纸板箱，从新南威尔士某荒山野岭的格子间搬进了悉尼中心商务区的格子间。任何硬币都有两面。坏处：我办公楼下不再有吃茶三千了。好处：我遇见了Eddy Chen。
在讲到我怎么遇到Eddy Chen以前，我要先告诉你们：工作是屎。填报表是屎。培训售楼推销员是屎。为施工延误背黑锅是屎。舔设计部经理的屁股是屎。别太兴奋——先别。不是字面意义的。但差不太多。总之那个周五，我被工作气得血压升高。所以下班以后，我决定款待一下自己。那么我去了——不，不是音乐会。抱歉。我弟是马友友第二，我是房地产开发商设计师，我应该被允许有点音乐PTSD，好吗？
我去买奶茶了。
唐人街边上新开了一家奶茶店。再一次地，任何硬币都有两面。好处：我听说他们的芒果茶特别正。坏处：他们起码要十五分钟才能出单，除非你说国语。我是台裔。我会说国语。 天蓝蓝，洞下下，晚饭好了 ，什么的。所以我去了。
我对柜台小姐说：“ 芒果茶谢谢。 ”她说：“ 好的， It Takes Two to Mango 对吗 ？”It Takes Two to Mango，这就是他们给芒果茶起的名字。我说：“ 对的谢谢。 ”她飞快地说：“ 先生，可是我们家的It Takes Two to Mango是两杯起售的哦。 ”我说：“ 啊？ ”她更快地说：“ 先生，那我再跟你讲一遍哦，就是我们家的It Takes Two to Mango这款饮品是两杯起售的啦，因为要两个人才可以一起芒芒的噢，请问可不可以呢？ ”
我没听懂。
她说：“ 先生？ ”我说：“ 好啊。 ”
我拿到了两杯芒果茶。
等网约车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多的那杯芒果茶在冰箱里放一晚会不会坏，没发现我弄错了地址，把上车点定在了公司。等我狂奔回去，只追上了车尾气。司机等了五分钟，开走了，还扣了我三澳元的爽约费。我说：“ 靠北。 ”我爸妈不为我的国语造诣自豪是有理由的。
我重新叫了辆车。Uber说他要四分钟才能到，那就意味着实际的十分钟。而且涨价了。我恨智能算法。我的工作是屎，我的国语是屎，我的人生也是屎。
这时我发现一双眼睛盯着我。眼睛的主人站在墙边，很青涩，衣品很差，一只脚踩在墙上，看起来平衡能力太烂又长得太高。我回望他。他顿了一秒，有点慌张地移目。寻思几秒后，他把小提琴放上肩膀，举起弓。
他就是Eddy Chen。
他拉的有点像柴可夫斯基的Serenade for Strings第二乐章。Valse: Moderato — Tempo di valse。我竟然记得这么清晰：那些痛苦但快乐的练琴时光又回来了。他带出了许多改编，主要是不断波动、螺旋式的旋律线，与柴可夫斯基的个性相区别，接近幻想曲，像拉赫的再创作。但乐手不够成熟，数次从高音上滑走。乐句处理充满怀疑，仿佛含着粗盐。太多强弱变化，使舞曲多愁善感。然而我没听过任何独奏家能奏出这种情绪——像冰凉的溪流，流下雪山，裹挟着刺人的砂石，漫过你的脚背。一瞬间，我以为他要哭了。但其实想哭的是我。被我弟的阴影和放弃音乐的愧疚折磨了那么多年以后，不到五分钟，我就被感动了。
他放下琴。我仍然看着他。他朝我吐了吐舌头。
我问：“是谁的曲子？”
他说：“柴可夫斯基的。”
我挑起一边的眉毛：“真的？我也拉小提琴。”
他看起来很不好意思：“是我的改编。”
“很棒啊。“我赞赏道。以防他以为我只是客套，我补充：“真的很棒。我从没听过这样的改编和演绎方式。我被惊艳了。你总是在这里演出吗？”
“谢谢你。”对于街头艺人来说，他突然内向得让人有点不敢相信，“有时候。”
“真的。你让我的一天都变好了。”我从钱包里挖出几张纸币，又把芒果茶递到他面前，“送给你。”
他有点拘束地拿过饮料：“啊哈，谢谢，我超喜欢奶茶。但这本来是给别人的吧，送我没关系吗？”
“给女友的，结果她把我甩了。”我假笑，“GG咯。”
“真的？”他吃惊。几根透明的共情触须冒出来，轻轻触碰我。
“真的。”我眨眨眼，把手指伸到眼镜底下去揉眼睛，“我们在一起十几年……”
“抱歉你遇到这……”他探头看我，“不，哥们，你在开玩笑吧。”
我逗他：“好吧，真实的版本：甩了我的不是我的女友，是我童年的梦想。太残酷了，我都不忍心告诉你。”
“嗯……都是这样过来的。”他认真地安慰我，“知道那首曲子是献给你的会让你好点吗？”
我真的愣住了：“给我的？”
“我看到你不开心。”他有些犹疑，“对吗？”
我莫名被触动了（又一次），而我甚至还不知道他姓名。“对，谢谢你。”我捏捏他肩膀，“顺便一说，我叫Brett。”
“嗨，Brett。我叫Eddy。”
“噢，该死，我的车来了。我还想和你多聊几句。”我人生中第一次恨Uber来得太快，“下周一你还在吗？我六点下班。”
“我不知道。” 他眼珠骨溜溜转了两圈，咬着吸管说，“也许吧。”
“好吧。我恨我的人生。”我说，“但我们下周见。”
下周一晚上六点，我在加我的狗屎班。
整个团队都在茶水间（天杀的茶水间）听经理训话，明面上是鼓励，实际上是骂我们施工推进一团糟。没胆子和工程部直接对线的怂包。最后每个人做总结，轮到我时，我把西装外套搭在臂弯上，露出八颗牙齿的微笑，假装我没想用外套抽他脸：“我？我觉得很好！所有人都做得棒呆了。”
等我把自己扔出大楼时，已经是八点钟了。他们付我双倍加班费，但那有什么用？我这辈子只有最多三万天，时间比钱贵。
握着一支长笛的Eddy说：“嗨。”
夜色中我看不太清他的表情，只有他的眼睛还像盛着星星的水湾一样发光。
我诧异：“噢，嘿。你还在啊？”
“嗯。我猜你下班晚了。”
好像我的时间也没那么贵了。我碰碰他的肩膀说：“是的，我很抱歉。谢谢你等着我。你今天要用长笛给我献上一曲吗？”
“呃，嗯。实际上。”他眨了眨眼睛，“你会拉小提琴，对吗？”
“是的，我会。”
他把背上的琴盒解下来，半跪在地上，从里面摸出小提琴，默默地紧了弓，调整了一下肩托才递给我（还是跪着的）：“其实我想请你合奏一曲。”
“噢，哥们。”我睁大眼睛，下意识接过了琴，“这太惊喜了。但我好几个月都没正经拉过琴了，只是随手……”
他看着我。
“你知道吗？管他的。”我丢下公文包，“你想合奏什么？”
他咧开一个笑容，建议道：“小星星？”
“你可以选首难的，我还没那么菜呢。”
“我喜欢小星星。而且我有个很好的用长笛变奏配合小提琴的点子。”他把笛子举到嘴边，“我会追上你，你只管拉就是。”
我就只管拉了。
他用一连串短促、轻巧的半音阶环绕在主旋律周围配合我，像鸟鸣雀跃。我盯着来往的行人。有的人投来目光，有的人停下脚步，更多人无视我们。我不在乎他们。我只是突然想：原来Eddy看到的世界是这样。所有人都忙碌，疾行不止，一日日地重复那些模糊的面容。而在这一首曲子的时间里，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站在这里，只在乎我的琴。
我用快速段落重新开始——这已像是小星星变奏曲了——Eddy不慎制造出了一个滑稽的破音。他挤挤眼睛，拾起全新的节奏。他滥用切分音，吵闹、欢欣，和小提琴玩闹般争抢着，像个不会走路就要奔跑的稚童。这完全不行啊。我忍俊不禁地看他。但他根本不在意，专心试探着不和谐音的回答。好吧，哥们。我干脆放弃音乐逻辑，以拨弦结束。Eddy用问号般未尽的乐句回答我。像上次那样，他朝我吐吐舌头，傻笑。
“挺好玩的。”我居然有点舍不得把小提琴还他，“我从来没试过这样即兴。谢谢你邀请我合奏。”
“没关系。嗯，我有预感我们会合得来。”他半开玩笑，“反正我也没什么朋友。”
我大笑：“你应该很受欢迎。认真的。你很真诚，而且有趣。我想再请你一杯奶茶了。好吗？”
“好啊。你知道上次那家奶茶店只要说国语就出单超快吗？”他自告奋勇，“我会说。带我去。”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一起啜珍奶。我已经知道了Eddy姓Chen，中文名叫陈韦丞（我叫杨博尧），和我一样来自布里斯班，国语说得比我好，因为他被逼着念中文学校直到十二岁。Eddy告诉我，他尝试在表演中结合古典音乐与脱口秀，但不太成功，因为他总是太认真。不过他很会编段子。他有个段子，关于为什么亚裔父母比白人父母更爱孩子。“你只会问亚裔街头艺人：‘请问你父母对你活得像个废物有什么想法？’”Eddy说，“你不会这么问我的白人同行。因为白人爹妈根本不给一屎。*”
“太真了，哥们。”我笑得停不下来，“真的有人这么问过你吗？”
他想了想：“还真有人问过。不过不是原话。他说的是‘你父母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有太多自由了？’”
“很难说哪种问法更烂。”我由衷地同情，“所以你为什么选择这一行？”
“为了真理。”他说。
我挑眉。
他噗嗤笑了，用手去挡自己的脸：“这好蠢……”
“我没这么觉得。跟我说说。”
“……好吧。我应该先定义真理。必定有什么东西是每个自以为在积极生活的人都全然忽视了的。否则，为什么人类这么聪明，世界却如此荒诞？我们忙着比较除臭剂性价比，忙着填写现金流量表，忙着给轿车上保险，忙着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却没想过我们为何忙碌。你说，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我们前赴后继，把短暂的一生消耗在无止境的苦役中？有史以来，人类一切的劳动和创造是为了什么？我想知道答案。”
一排隐秘的灯在我头顶亮起，天花板变暗了。墙面朝我们折叠，把我和他封进一只闪烁的盒里。我说：“你听起来像个哲学家。”
“我不是。我想找的答案不在书本里。不全在。”Eddy摇头，“它存在于我们头顶的星空，以及那些人们平日不会俯以观察的细节中。我相信世界这么大并非毫无缘由。这个缘由一定在等待着——等待着自宇宙诞生以来第一次被人看见。它的存在重于名望、重于金钱、重于时间……比什么都重要。上班、下班、回家，如果我过着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大概是找不到它的。甚至，我会忘了它。”
我饶有兴致地把奶茶像个永不停歇的舞者在手中旋转：“所以，这就是你在做的？到处旅行，去寻找它。”
“不如说到处碰壁。但哪怕是在失败中，你也能学到点什么，对吧？你会见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哪怕你们以后再也不见，他也会留给你他来过的证明。人生就是这样的。”他天真地说，那天真在我心中激发了某种碰到同类的亲切感。“我不常和人聊这些。谢谢你愿意听。”
“也没什么人和我聊这些。至少平时不多。”
“那什么时候才多？”
我撑着下巴，用手指敲着嘴唇：“你真的想知道？”
他抖抖：“真的。”
“两杯酒之后，或者一盒避孕套之前。”
他差点被珍珠呛死：“哥们……！”
“别误会，我珍惜这种时刻。”我微笑，但希望他明白我是认真的，“大多数人需要酒精和性爱才能打开心扉。你不一样。”
他笑得仰在椅子背里：“怎么？我只需要珍珠奶茶？”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用指腹拍拍他的吸管，“不过，对。只需要suck those balls。”
“这太黄了。不过还是好于政治笑话。政治笑话是最烂的。”他伸手虚抓我的鼻尖前面的空气，像要复制我的超能力，“我要把你的笑话偷走。”
“哦，请便，只要你付我版权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我应该辞职和你一起讲脱口秀，组合名就叫BAE。”
他又开始吸珍珠，眼里闪着雀跃的光：“我很欢迎啊，bae。两个总比一个好。”
我真的心动了。
之后我经常在下班时见到Eddy。他告诉我，他总是在到处溜达，但他喜欢那盏街灯下他的影子。我也是。有时他在拉琴，有时他吹长笛，还有时吹口琴。他让我数过，有13%的人会给他钱，但只有3%的人会听他演奏完一首曲子。（他叫我别把自己算进去了，我反对。）他的脚边会放个留言板给路人，我在上面画过一个太阳。他从来发现不了自己头顶上落了枫叶，次次都是我替他摘掉。我打趣说叶子挺喜欢他的。他用袖子挡着嘴巴笑。
入冬那天，他红着鼻子，像几米漫画里的人一样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反复践踏几张巨大的工业废纸板，踩出某个怪物形状的图案。
我问：“有趣。这是什么？”
他说：“一首情诗。”
“给谁的？”
“任何人都可以。”他说，“只要他喜欢。”
那头情诗就归我了。
Eddy帮我把它搬回来，开着他那辆半死不活的吉普。路上，他给我放德彪西的大海。车后座都是破烂。他说那都是来自旧世界的残骸，他一直想扔掉它们，只是还没找到机会。我说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们来到我的公寓。我和他隔着纸板手牵手，像在跳什么波西米亚民族舞，他老是踩我的脚。他跟我说他更习惯一个人搬东西。我说可以理解，但我不习惯当个指手画脚的混蛋。他朝我吐舌头。
还有一次我们在某间音乐书店相遇。书店快倒闭了，我是唯一的客人。店面很狭窄，墙漆摇摇欲坠，遍布灰尘，像春天乱飞的猫毛。Eddy戴着耳机，趴在柜台后的阴影里看书，下巴搭进掌心里。我把手臂交叉搭在柜台上，探头去看他的书。他脑袋一晃一晃，撞到了我的。他说：“——呃啊啊！”
“靠，这下有点疼。”我说，其实一点儿都不疼。“嗨，Eddy。原来你在这里工作？”
“噢，嗨。是你啊，Brett。嗯，我兼职看店。流浪艺人的收入可付不起房租。”他腼腆地笑，“我之前没在这里见过你？”
“我很多年来第一次进乐谱店。”我开玩笑，“有点怕。我太久没好好练琴了。”
他认真地告诉我：“如果你好好练琴，你拉得会好听得很可怕。”
“谢谢，哥们。不过没有如果。我没能当成音乐家。”他安静地拿黑眼睛看着我。于是我继续说：“小时候我进乐谱店，会想：哦，所有这些我要学的曲目啊。现在我会想：哦，所有这些我注定错过的曲目啊。*”
他柔软地说：“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
我笑：“对。比摄魂怪更可怕。”
“我包里还真白养了几只没长嘴的……”他栽进柜台下翻找了一会，扒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摄魂怪。”
我靠着柜台，按着上面滑稽的手写音符哼了哼。是那首柴可夫斯基狂想曲，乐谱顶端竟然写着“献给Brett”。我理解了为什么爱丽丝愿意嫁给艾尔加：“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摄魂怪。你学过作曲吗？”
“只是大学入门课。”
“所以你是个经过学院训练的小提琴家？真不错。”
“嗯。不完全算吧。”
“怎么？”
他安静了一下：“我辍学了。”
“我很抱歉。这不公平。你的学校失去你简直是损失惨重。”
他笑了。金色的阳光顺着他的鼻梁滑下去。
我把一点灰从他肩上弹下去：“和我聊聊？”
他挠挠头：“我不想让你怜悯我。”
“我是那种人吗？”我拉下脸，“我一点都不怜悯你，哥们。你像我一样坐几天格子间就知道为什么了。”
他因觅得能反驳我的地方而愉悦：“但是你有睡车里时被砸过车窗吗？或者睡大街时起满身荨麻疹？然后你也许就会觉得，啊，既然世事艰难，坐格子间也不赖了。”
“是啊。有些人会这么想。”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不是吗？所以世界才是这幅模样。有那么多连锁商店、闭路电视、医疗保险计划和地铁。但是没人真正在乎别人。”
“不，我们可在乎别人了。所有人都在卖给别人东西。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日成交量逾五十亿，扎克伯格二十四小时监听全球消费需求，斯坦福的实验室忙着研发让你一分钟吃完饭的无麸质代餐。我们什么都卖，而且卖最好的。只要最好的。预调味、预加热、预包装、预生活。每个人都替彼此活着。”
“可是你觉得人们真的会从中得到幸福吗？”他说话像外星人观察人类。
“这么说吧。”我耸耸肩，“我恨我的人生。我们选择别人的生活，唯独不选择自己的。你觉得呢？”
“那也许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Brett。只有你知道。”
“对。”我说，“对。”
他沉默。过了会他又说：“假如你不是，我会很高兴的。”
又过了几周，我在办公楼下遇到他时他什么都没干。他只是裹着一条长长的米色黑条纹围巾站在那。那围巾特别长，长到够两个人围。我问：“这次是什么艺术？”他说：“我要离开悉尼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笑。
他说：“我是认真的。”
“好吧。你跟我说过你总是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我知道的，哥们。”
“我本来不想走得这么快。”他揉揉鼻子，“那家音乐书店关门了，我没法付房租。我这几天都在找新工作，但没找到。我想也许……”
“你可以搬过来。”
他垂下眼睛。他比我高，但他显得很小。他说：“……你不是可怜我，对不对，Brett？”
“不。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奇异地看着他，有点恼了，“我的公寓对一个人来说太空了。如果你在，就刚刚好。”
“你好像邀请我陪床欸。”
“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
他紧张地笑。操，我还真说出来了。我刚要继续，他就说：“Brett，我很喜欢你。真的。但你知不知道，有的鲨鱼必须一直游动才能呼吸？那种鲨鱼就是我。我还没找到答案。我怕再也走不了……抱歉我很任性。你可以让我想想吗？”
我反问：“你已经想好了，对吧？”
“对不起。”他孤零零地重复。然而他一定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想到我家废纸板上的那只怪兽。它也知道它不属于这里吗？他又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停下来。那时如果我们再相见，我还可以和你打招呼吗？”
“听着，你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哥们。无论你要去哪里。”我抱起手臂，“别难过了。你可以。”
他好像快哭了：“你也是，Brett。”
“我会想你的。”我说，比起安慰更像一种警告。他难看地笑了笑，我也朝他笑了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我笑得比他自然得多。放弃、告别，回到正轨，等待永世不再来的重逢。就像报税：学校里不教这个，但作为成年人，你总得学会。
他请了我一杯It Takes Two to Mango。我知道他手头拮据，但是我允许了。我们在奶茶店坐到太阳落山。等它再次升起时，我又会变老一天。
我遇见了Eddy Chen。我要和他拜拜了，因为我不是个音乐家。
这事都怪我弟。
下周一，我足足喝掉四杯咖啡。全都是公司的免费咖啡：这就是工作唯一的快乐。正是小包装雀巢速溶咖啡阻止了澳洲沦于共产主义革命（倒也不是说我反对）。这些小小的甜头粉饰太平，让你自以为还可以忍受这样垃圾的工作，这样垃圾的生活。我端着马克杯，捏着笔，不想看窗外。当我困在西装和领带里，在鸽子笼里改图纸，好把鸽子笼卖给更多人时，Eddy已经带着他的小提琴，行驶在M5东线高速上了。我试着忘掉他。
我忘不掉。
如果我恨我的人生，我就喝奶茶。下班后我光顾那间奶茶店，想着至少Eddy教会了我如何流利地说“ 黑糖珍奶半糖微冰” 。然后我听到有人叫：“Brett！”
Eddy就在这里。
我还来不及张嘴，一位年轻女性就从洗手间走回来，坐到了Eddy对面。她看看Eddy，又看看我。我高抬眉，示意他最好给我一个解释。Eddy立刻蹦起，差点打翻奶茶：“Belle，这是我的同事Brett。Brett，这是我姐Belle，她临时从伦敦来看我——你知道，替我妈检查一下我过得好不好什么的——所以我跟她说要不就在我们公司附近见……”
我们公司？
Belle转头朝我打招呼。她的笑和Eddy如出一辙。好吧，哥们。人生多艰啊。我在心里爆锤Eddy一拳，朝Belle露出那个八颗牙齿的微笑：“嗨，Belle。很高兴见到你。Eddy是个非常、非常令人愉快的同事。”
“来坐坐吗？”Eddy急迫地说，又立刻很不好意思地傻笑，“Belle真的对我的工作内容很感兴趣……”
“好啊，为什么不呢？给我让点位置。”我摸着下巴，“不过我们可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我当然知道，男孩们。”Belle说，“对不起，我只是恰好是那个特别让人不省心的弟弟的倒霉姐姐罢了。”
显然Eddy把自己编成了销售。Belle十分迷惑，她内向的、只有个音乐学院肆业证书的弟弟竟然选择了房产销售。我不得不解释，一旦切换到业务模式，Eddy也可以侃侃而谈。至于他为何一问三不知？哦，没事，这是太典型的Eddy行为了，他老忘词，但他非常真诚、非常努力、非常讨人喜欢，是的是的，他是整个销售部门最天杀地惹人爱的小伙子，每个人都想捏他的脸蛋……（别在桌子底下踩我了老弟，我在帮你！）
“我真没想到。”Belle又说一遍，“房地产销售真是最不Eddy的职业。我上次问他时他还在做汉堡店员，上上次是图书馆保洁……不过你们好像处得很好。”
“对。”我说，“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说真话的感觉挺好的。
“那么。”Belle思考了一下，“Eddy，你的工牌呢？”
“我/他弄丢了。”我们异口同声。
妈的，我本该一出公司就该摘了这该死的工牌。我看一眼Eddy，Eddy也看一眼我，他的手指在桌子底下紧张地绞着我的。我们什么时候牵到一起去的？
“而且你周一不上班？”Belle问。
“我在用我的年假。”Eddy紧张地咳咳咳，“而且Brett的部门总是加班……”
“那么，我没在你们公司网站上查到你的名字，也是因为你刚入职不久咯？”
寂静哐当砸在我们脸上。
Belle继续说：“好啦。我又不是妈妈。还抱着小提琴睡大街呢，Eddy？”
“你睡过大街？”我抬高眉毛，“你还好吗？”
Eddy扶着前额点头：“很久以前……”
“也没多久。”Belle不客气地戳穿他。她又看向我：“Brett，我可以知道你和Eddy是怎么认识的吗？我没想到他能找得到人帮他伪造他的小把戏……”
我打算糊弄过去，但Eddy恳求地看着我。我只好解释：“我独自低落时，他给我演奏了一曲。而且，”我还想说我和Eddy合奏过，和他共饮过一杯奶茶（ew），我吹过他的长笛，他的作品上是我的签名，我乐意Eddy走进我的生活，我马上就要和他分别……但这一句补充就够了：“我也拉小提琴。”
“真的？”Belle问。似乎是担心我把她的疑问当成冒犯，她解释：“我没想过Eddy还会和其他乐手成为朋友。Eddy，我可以说吗？”
“……嗯。我来说吧。”Eddy抓着我的手掌心，“Belle是职业钢琴家。很厉害的那种。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辍学前后，我一想到她就会焦虑发作。对不起，姐。”
“你没有任何错啊。”Belle温和而担忧地回答。接着Eddy告诉我，大学时他终于意识到即使他能永远考A+，也当不成独奏家。但他仍然想做到最好。他拼命练习，同时准备三场表演，焦虑每次演奏，迎接所有痛苦，直到发现痛苦永无止境。他先是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思考为什么他还活着，最后思考怎么自杀。他开始失眠、窒息、心率不齐，疼痛从手腕升起淹没全身。医生说他没病。谁都不理解他为何会疼。所有正常人都不会疼。只有他会。他不能走路，遑论拉小提琴。他被禁锢在轮椅上足足十二个月。他退学了。
他妈妈难过得要发疯。刚开始，她说她给Eddy付的学费都打水漂了。他早就该听她的话去读医学院。后来，她连这句话都不说了，因为她不指望他能做成任何事。她拒绝和亲戚们谈起他。再后来，她只希望他能痊愈。他做到了。病好以后，他重新追上这个抛下了他的大千世界。大家都恭贺他回到正轨。
他选择去流浪。
“所以你没有学生贷款要还。”我眯起眼睛。
“呃，是的？”他说。
我想，假若我毕业时没学生贷款要还，说不定现在我也会有辆破吉普，后座上放着我的小提琴和一无所有。我琴技不赖。我口才过人。我会是小提琴拉得最好的脱口秀演员，脱口秀讲得最好的小提琴家。到处都是山火、地震、海啸、恐怖袭击、金融危机，但我绝不退缩。
Eddy好像没懂我在想什么，因为他继续说：“我猜这听起来很难理解，Brett。但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就没跟你提起。你不必担心……”
“不。不。我至少懂一部分。”我露出一个滑稽的假笑，“我弟是Alan Yang。”
我们三个人都爆发出狂笑。
“Alan Yang？！”Eddy大叫，“而你从来没告诉过我？早知道我一定会找你要他的签名……”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告诉你！”我摊开手喊道，“然后你就会爱上Alan而不是我了！”
Eddy的耳朵烧得通红：“什么？我——”
“有人不爱Alan吗？”Belle打断他，“不，Eddy，你必须得待在悉尼直到你搞到两份Alan Yang的签名然后寄一份给我。我给你付房租——”
“我可以收留他。”我拿手肘捅Eddy肚子。
他嗷地叫了一声，没拒绝。
晚上Eddy又问我：“你弟真的是Alan Yang？”我只好给他看我们的家庭照。他反复说：“真的？你们真的是亲兄弟？开什么玩笑？”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保持低调。”
“好吧，好吧。”他说，“对不起，Brett。我知道有个活成了你梦想的兄弟姐妹有多难受。”
“我知道你知道。”我哄他。他缩缩脖子：“其实我坐轮椅不全是因为有个太好的姐姐。她给我的支持肯定多于刺激。”他说，“更像是……我拼命呐喊，但没人听见。”
我点点头，揉着他的头发，把他揉得融化在我身上。他接着说：“所以我不再喊了。我只是站在黑暗中，做我自己的事。有些人对我说：‘早上好。’我也说：‘早上好。’然后他们像聋子一样走开。我继续做我自己。
“后来你来了。你对我说：‘早上好。’我也说：‘早上好。’你走了。下午你又回来说：‘下午好。’我说：‘下午好。’我想，也许晚上你就不再来了。你该厌倦了。因为从来没人听得到我的声音。但你还是来了。你说：‘晚上好，你在干什么？’我说：‘只是做我自己。’你说：‘这听起来真好。’我就想，原来你听得到吗？”
我慢悠悠地说：“是啊。”
我们互相注视，绝不移目，缄默地与彼此角力，直到他首先爆笑出声。我盯他：“你笑什么？我不是聋子很好笑吗？”
他拼命点头：“就是很好笑！世界上99.99%的人都是聋子。”
“那太惨了。真幸运我不是。”
“真幸运我遇到了你。”
我打量着Eddy。他的眼睛亮得像超新星爆炸。我想好了。我的天体物理学得一塌糊涂，我的心跳得一塌糊涂，我的人生也即将一塌糊涂。我受够预包装的生活了：“你最好把你旧世界的破烂都扔了。”
“什么？”然而他瞪大的眼睛里写着他已经懂了。
“我很占地方。”我体贴，“而且你不会真的不想和我在车后座做爱吧。”
他嚷嚷了一声Brett Yang！我回嚷道Eddy Chen！他好蠢，我好蠢，我们接吻了。他的手压着我燃烧的胃，我咬他嘴和心之间贪婪的黑暗。我早该和他在第一面就像这样吻到他妈的喘不上气。
他看着我的双眼：“我爱你的眼睛。”
“哦，谢谢。”我愉悦地摘掉眼镜看他，“要是我没近视你会为它们发疯的。”
“它们就像超新星爆炸一样亮。”
Eddy的车后座居然还有把中提琴。他把中提琴送我了。“搞得我辞职就为了得到一把中提琴似的。”这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他狂笑：“我知道什么比suck those balls的笑话更好了。中提琴笑话！”
这还真是个好主意。
我和Eddy坐在车顶上喝着奶茶，看着日落。我不用加我的狗屎班了。我不再担心太快老去了。Eddy说离开轮椅时他二十岁，余生还能看两万次日落。倘若这两万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只知道太阳的一种模样，那他就和死在二十岁没有区别。所以他上路了。就算第二天就死在路上，也比二十岁多活了一天。如今他二十六岁。我很满意。他还说我们做爱时，很可能有劫匪砸了车窗，拿枪指着我们，说：“把钱交出来！裤子也交出来！”我们就只好乖乖就范。我说我不介意光着屁股去报警。后来我们做爱，车震得能把劫匪吓跑。我压到了他的手机屏幕。Spotify开始放巴赫大提琴组曲。他说：“是你弟的。”我亲着他的喉结说：“你再说一遍。”他嗯了一声说：“是你弟的。”
第二天是我开的车，因为Eddy只能趴着。
我对Eddy讲了我因为我弟而没去音乐学院的全部故事。他叫我别怪我弟了。要不是我弟，我就不会在房地产公司上班，也不会遇见Eddy了。我勉强同意。我们又聊到布里斯班，我们共同的故乡。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拉琴拉得真挺好的，还进了昆士兰青年管弦乐团。不过我没去成，因为我们搬家去了悉尼，好方便我弟学大提琴。
Eddy说：“ 靠北 ，我在那个乐团里。”
我说：“你是说我本来早十三年就能遇见你了？”
这事都他妈的得怪我弟。
我们笑得快死了，我希望我弟给我陪葬。Eddy说要是他早点遇见我，他就有信心念完音乐学院了。我说我也会有信心和爸妈大吵一架，撤回原本的大学申请，给全澳洲所有音乐学院递上我一塌糊涂的录音作品集。至少有一个会录取我。然后我爸妈就只能给我交学费了，因为一个学音乐的儿子总好过一个没大学上的儿子。如果他们不交，我就去偷我弟的比赛奖金。我没准能和Eddy上同一所大学。我们会逃课去河边拉琴、开趴、打电玩，跑去喝他说的那种一升装奶茶，然后我亲他亲到嘴巴肿。我们一天练习四十小时，周周登台，赢遍所有能赢的校际比赛。我要念个荣誉学位，多读一年，和Eddy一起毕业。接下来我们会干些蠢事、傻事、疯狂事，比如满大街表演，比如漫游全世界，比如在油管上开个搞怪古典音乐频道。
如果不是我弟大提琴拉得该死地好。
“没有如果，这是你说的。”Eddy说，“我们已经跟昨天永别了。我们只有未来。”
我抬起手，看星星不远万里从指间漏到我脸上。我回答：“对。我们只有一无所有的未来。”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