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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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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临死之前一直在书写回忆录。咽气那晚他尤其亢奋，开了灯都不够，还反复要求我们燃起蜡烛，一根又一根，星星般拱卫着他，姐姐不得不把其中的几根悄悄切开，捻出烛芯，如此以一充二。
看着我，最后他猛地探身，枯手攫住我的衣袖，那些文字——答应我——
是的，它们会不朽。唯唯诺诺地应着，我保持低头（出于恐惧而非悲伤。
看着我，爸爸又重复了一遍，而我拒绝这么做，然后那手掉了下去。姐姐迅速吹熄所有烛火，我则抽出准备好的白被单铺在他身上。
在除去塔顶人以外的所有回忆中，这是最接近死亡的部分了。我生于一九七八的冬天（多希望那年有些值得纪念的事，可它就是一个屁都没放...除了我们在世界杯上被南美人揍出屎来。）就这样吧，我本人在没嚼头的一九七八年呱呱坠地，自打十二岁那年假装自己是个患有咳喘的孤儿，从神父那骗来一整瓶糖浆起，便一举窜进了不劳而获的人生路，勤劳地创造着财富直到五十五岁时的第四次入狱，他们判了我十三年。
在牢里的日子你除了读书和面壁没什么好做，时光消逝，回忆人生渐也成为惩罚的一部分。直到某天我忽然发现，作为一个刑期位列监狱前五的罪犯，除了幼时丧父外，自己这浸淫于偷窃，诈骗和黑色交易的一辈子竟没有切身经验过任何人的死亡。
于是，仿佛是命中注定地，关于塔顶人的回忆涨潮般涌进我的脑海，它简直可以说是冲刷着我。现在想来，很难决定那事那人对我的生命存在着什么影响，因为欠缺了部分关键记忆，我很快就把他忘了，像随手丢开一个破木盒子，眼也不眨。
重新打开它的，是多年以后一条过期已久的旧新闻。
三月二日，费尔德伯格古建筑因墙体老化导致整体崩塌，学者呼吁政府加强文物保护意识。
那是利昂当坐垫坐了好几年的报纸（曾经他们还把报纸造得很厚实），某天他决定勾引一个新来的美国佬，历史性地挪开了左半剌屁股，让文字下的那张插图曝了光：一根毫无意义的大柱子——过于大，以至于贯穿了整个构图，把这张不到拳头大的新闻照变成马列维奇的傻逼抽象画。可不知为何，我只无意一瞥，就认出摄影师所取景的对象绝非什么狗屁立柱。基督耶稣啊，那是塔，是他妈的一座伫立在森林里的黑色巨塔，它那么高，那么冷酷，人间的其他部分只能在它周围消散递减，永不复生。
费尔德伯格古建筑，费尔德伯格古塔，他妈的——那座黑色巨塔。
我扯过报纸，我一目十行。
......早已在社会上存在讨论，而费尔德伯格崩塌事件无疑证明为高层古建筑加装保护性栏杆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缺乏可靠信息，本次事件中唯一一名坠亡者的身份尚无法确定。
“嘿，你脑子有病么，”利昂一把抢过那半张烂兮兮臭烘烘的古董报纸，还想骂些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忘记，他惊恐地盯着我，我则同样惊恐地盯着自己那不断低落在手掌和大腿上的泪水。
“你他妈——”
“是他。”我说，
“他死了。”
“谁死了？你亲戚？”利昂问。
惊愕又加了一重，这段对话太似曾相识，几乎可以确定是源自我突然涌现的记忆，正是这鬼魅般记忆从迷雾中沉吟而来，扑向我，攫住我，让我手抖如筛，震颤流泪。他是谁？答案早已从嘴边溜走，消散在空气中，可看在上帝的份上，那真的一丁点都不重要。
巨塔倒了，他死了，这就是他妈的答案。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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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天，我的诈骗之旅终于倒了霉，同被扣押的还有几个混帮派的男人，都穿着某种制服和硬跟短靴。犯人们被蒙着眼，一个拴着一个踱向去警局的路。最开始我只聚精会神于不让自己跌一跤摔死在某块大石头上，根本无暇他顾，不知过了多久，依稀有“操，弄错了，”和“这人跟他们不是一伙儿的，傻逼，你害我们惹上大麻烦了。”两句话掠过耳边。而在被踢了一脚后，我才终于反应过来那谈论对象竟然是自己，于是支起耳朵，努力分辨那俩条子争吵的内容。
“那群麻尼傲罗过了禁猎期就会来巡逻，是不是？先将错就错，到时候再把他交过去。”
“好啊，所以你以为他是什么，一小盆鼠尾草？提醒我一下柯林斯兄弟是犯了什么罪进来的——”
“闭嘴吧，”声音稍粗的人开始不耐烦起来：“他也不一定要和其他人关在一起啊，我是说，与其咱俩挨罚，不如把他送到塔顶人那。”
这个提议让两人都缄默了好一会儿，就这样，队伍又行了一段崎岖的石子路，另一个尖声尖气的条子终于不满地咕哝出答复。
“行吧，也只能这样了。”
我就是这么认识塔顶人的。
巨塔真高啊，那风大得像狂怒的宙斯，直带动石墙一齐晃动，石砖互相摩擦着，发出令人担忧的吱吱声。塔顶面积不大，只有一个隔断，记得他们不愿多待，把我踹进左边那件囚室就立刻转身离开。发了好一阵愣，我才意识到不会有调查和听证会了——这是私刑，于是扑上去疯狂地晃动栅栏，大吵大闹，指责他们不能越过司法机构之类的，然而十分钟过去，那些喊话得到的全部回应只是怒风呼啸。我力竭，一屁股坐到地上，正喘着，便听见有个男人开口说话。
嗓音低哑，自隔壁的黑暗中游弋而来。
“这是另一个幻觉...”那声音进行得很缓慢，带出自嘲的戏谑意味：“还是他们确实往我的监狱里塞了个小麻瓜？”
塔顶人就叫塔顶人，命名原理大概跟超人和蜘蛛侠类似，我猜。其实我很好奇其他人为什么不干脆叫他影子人或者黑怪物，因为这儿没有半盏灯，整层所能拥有的唯一光亮仅仅是我隔间里一块被抽出的石砖所留下的扁方形“小窗”。这导致逗留巨塔期间，我从未真正看清过对方在阴影中的面孔。每天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让我留着表），塔顶人会挪动身体，把耳朵贴紧墙壁听一会儿外面的风声，他的手臂和小腿因此投出道道影子——就像搁在地上的长刀。
那应该是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我判断。
对他的关注主要是源于我的无事可做，好吧，还因为我非常害怕。这里太过黑暗闭塞，而当时我就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一半脑子想着自己可能会死，另一半想着明天吃什么。这里的牢饭其实相当不错，可塔顶人多半吃腻了，对大多数饭菜碰也不碰（很难搞清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如此，我们之间诞生了第一个交流方式：我在每天放饭之后隔着栏杆顺走他那份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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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事情发生了。
我老了，不可能记得清巨塔里的每一幕，但那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事却像有人用刀刻在脑海中，无论时过多久都清晰可见——来到塔里的第四天，就在快吃完午饭时，我听见墙壁外在响。
哗啦，哗啦，哗啦。
不同于风啸，那是翅膀的扇动声，我本能地转头，看着那狭小的一块砖隙——我们的窗子，正在变得忽明忽暗，因为一只疯狂撞击它的猫头鹰。
上帝保佑，我从未见过那样的鸟，那鬼东西跟被巫婆附了身似的，正一下接一下撞着塔楼，不顾一切地试图挤进它根本不可能进来的小窗。我被吓掉了半条命，扔了面包退到墙边，又被扑上来的老头吓掉了另外半条。
“拿到它！”他紧紧抓着栅栏，用全身的力量影响着我。我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自己确实受到了影响，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慑力，我的喉咙因此发紧，浑身连汗毛都竖了起来，思维几乎停滞。
哗啦，哗啦，哗啦。
“拿到它？”我艰难地问：“拿到什么？！”
“猫头鹰脚上的那封信——你必须去拿它——”
必须去拿它，没有选择。我连滚带爬地扑过去，踮起脚，将小臂伸出窗外乱晃乱抓。幸运的是确实有一封信戳到了我的手，反应很快地，我拼命拽住它，一把扯进来。啪啦声和被支配感在那瞬间都停了，猫头鹰笔直地掉了下去，塔顶恢复了那稀薄的光线。
递过来，对方又命令道，我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把信扔过去。塔顶人像饿虎扑食一样占有了它，他囫囵撕开信封，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如果他还能读的话。
事实上我的室友只是狠狠攥着那纸，犹豫了好一会儿，又把它递还给了我。
“读它，大声一点。”
他的眼睛花了。
我小心翼翼地从那只枯爪里接过纸张，寻了个光线稍好的地方展开它，正欲朗声念出，却因困惑而无法做到。
那是小半张非常精致的羊皮纸，裁纸刀裁过的边缘无比整齐，粘着的斑斑点点是鸟的羽毛和血（我和它共同造成的），可上面真正写着的内容却只有潦草的三个字。
“活下去——上面只写了这个。”
“活下去。”我疑惑地瞪着眼，又重复念了两遍，以此使他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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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的是，我遇见塔顶人，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收到信之后的他变得尤其焦虑，愤怒，在每个午夜爬起来反反复复踱来踱去，用拴在脚上的铁链拖出一长串恼人的响声。连续被吵醒了几天，我决定主动和他说话。
“嘿grandpa*”我睁着睁不开的眼睛，试图看清时间：“能不能小声点？现在才——三点，天哪。”
对方听见了，多半没想到我竟敢与他对话，怔了几秒后，还是十分令人感激地坐了下来。我迷迷糊糊的，道了声谢就继续昏睡过去，早上醒来一切如旧，但始终我有种感觉：他整个上午都在瞪我，盘算着我还敢不敢再和他说一句话。
这个人可能好几年都没有狱友了，我这样想着，在午间用行动体现了自己的怜悯。
你该吃点东西。我张口提出。作为友好的表示，他的面包还原封不动地泡在那碗炖菜里。
说出这话后我便开始等待，等塔顶人回答不想吃，或者关你屁事，之类的，可那人却像没听见一样，始终沉浸在自己的黑暗里。我的关心就像个屁，还未飘过铁栅就散了，他连闻都闻不到。
好吧，我生气地说，那就别浪费粮食了。于是伸出手，挑衅似地摸走了第九块也可能是第十块本属于他的黑面包。那人哼了一声。
之后的时间里这两个囚室之间依然没有交流。在塔里待着的日子长了起来。我开始沮丧，绝望，想我姐姐，不再关心隔壁的臭老头，长达几十小时停止进食。
我瘦得太快了，那两个条子也察觉得到，某天他们来到我的牢房门口，劝我说再等一阵这片森林的禁猎期就过了，那时候我就会被移交给什么鬼的“我们的人”，并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冲着那对傻逼撒尿和扔土，他们躲闪不及。
塔顶人干笑了一声——笑个鸡巴，也去你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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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自己吧，我当年十八岁，南方人，红发，处男，接受过初等教育。我读了些书，却从未写过什么真东西。我姐姐倒是对此很感兴趣，她上中学时就已经有一篇讽刺社会现象的短篇小说了，要不是嫁错了人，此刻说不定已经成了什么霍芬海姆的夏洛蒂勃朗特——还是伍尔夫的文风更适合一些？谁知道呢，姐姐收留了爸临死前写的那些废纸，她对我说如果你想保存某段生命，最好不过把它写下来。
我的生命烂透了，我一点儿也不想保留它——天啊，我为什么要提起自己？
这么大的阅览室为什么连一块橡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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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关键在于，后来塔顶人终于和我说话。
那开始于一个深夜，我睡着，或醒着，在长达十几天的禁闭后那已经彻底没有区别。总之我躺在小床上，牙关紧锁，双手交握，天知道在寻思些什么。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声长啸。
很难形容那声音：它粗粝又刺耳，被痛苦拖得很长很长，撞在石墙上又折回来。与其说是人更像是头受伤的兽在草原上号哭。
我坐起身，早已被磨平的恐惧又涌了上来。
塔顶人就是那头野兽，他平躺在地上，胸腔震动着，正在发出那种濒死的声音。
“啊——————”
“嘿...”我慢慢走过去，试图安抚他，却发现双手已经颤抖得抓不住栏杆。
“嘿老家伙。”我咽了口唾沫，努力控制着自己：“你怎么啦？”
声音停了，塔顶人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
“他死了。”他开口，用那种被胶水泡过，又被砂轮打磨过的声音说。
“谁？谁死了？”我不解：“你做噩梦啦？”
“他死了。”
我不解：“——可你并没有接到电话啊？对不对？这三更半夜的，我是说，你连今天是哪一年都算明白，怎么就能知道谁出了什么事？”
塔顶人猛地转头，用他那浅得骇人的眼珠盯着我，那导致我的双腿瞬间发软，不受控地退了两步。告诉你们，如果这栅栏消失，我当时就死了，如果他拿出之前命令我抢信那种令人发疯的影响力，我也死了，可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一个刚刚严重冒犯了面前这个无期徒刑的小傻逼，完好无损地站在夜色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失去了之前拥有的全部力量。
这个念头既莫名其妙，又确确实实地令人难过，，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所站的位置已经完全看不清塔顶人的形状，我又稍微挪远了些，坐了下来，开始试着安慰他。
“我姐姐去世一年后我才知道。”我以这样的句子开头：“在做晚饭的时候就要不要吃玉米沙拉吵了一架，没有达成一致。前夫抓着她的头发往灶台上撞，四次，咣，咣咣咣，死啦。”
我试着讲了些她的事，很快就说不下去了，塔顶人在地上躺着，一动不动，可能也没在听。又是一次失败的交流，我抱着膝盖几乎快要睡着。
“你姐姐，”他突然开口：“长得像你吗？”
“噢”我在迷蒙中重重地点了下头，一下清醒过来：“噢，不完全是，她更像妈妈，眼睛，皮肤什么的。我是说，我继承了祖父的红头发，她的则要更深一些——你呢？你有儿子或者女儿吗？”
对我的礼貌性回问对方保持了沉默，我猜那是没有的意思。
“三天之后他们会放你出去。把你交给警察。”老人说
“最好如此，”我答：“我已经快疯了，再待上几天一准撞开这些烂石头跳下去。”
“哦，孩子，”对方的声音很轻，能感到他又找回了一些戏谑感：“那是不可能的。”
“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些烂石头是我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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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没有人要审判这篇故事的真实性，我也只是把见闻记述下来而已。他是个疯子，笔者又何尝清醒？从那夜开始，塔顶人开始跟我讲话，他几十年没有聊过天了，扔过来的一开始仅仅是散乱的句，后来才变成大段大段的故事，根本无法用生活化的场景复原它们，那会耗上三天三夜，我做不到，这本书也没有那么多空白地方。
第一天，他拼凑起了他的学生时代。那是在挪威的一艘大船上度过的，船很大，装得下三四百位师生同吃同住。他们学习痛苦，制造迷梦，锻造黄金，研究最黑暗神秘的知识。每到休息日学生们会被允许在斯堪的纳维亚连绵不绝的山脉和如镜般冰湖之间飞来飞去，击碎几尺厚的冰面，捕猎巨型乌贼——塔顶人热爱飞行，这是他对那所学校唯一想念的地方。离毕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因严重违反校规被赶了出来，那是一个深夜，少年独自抱着瘪瘪的行囊走在路上，他毫不在乎，还顺手宰了两匹狼。
“差不多是你的年纪，可能还要小一些。”老人想了想，又补充道：“没你那么蠢。”他浑然不觉自己故事中的荒谬之处。事实上看到这里谁若觉得他荒唐，那么其自身才是荒唐的那个，我告诉你，安徒生形容一只独角兽会着笔描述它马的嘴，豹的足和狼的尾，而塔顶人却真正拥有它浑身的每一个细胞，他回忆它穿梭在森林中的样子，它遇见人会流露出的惊恐的眼神，它的族群在月光下为彼此梳理毛发，每一滴滚落的水珠都像是纯银打造的。独角兽们熠熠生辉，与他的故事一起，令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可能是被关得太久了，塔顶人对正常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他拒绝讨论歌剧，贝肯鲍尔或家用电话，坚信歌德和康德是一个人，并不停地用“你们的世界”形容我提出的这些事物。到后来我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他的的确确拥有自己的世界，因为一个人可以吹牛说见过金子做的山，却绝不可能凭空编造出细微到一根树枝的整个国度，在他的国度中凤鸟游弋在天楼阁拔地而起，一切疾病都可治愈，一切破碎的东西都能恢复如初，人类毫不费力地分开红海。塔顶人的眼里闪着光，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南美洲的原住民们服用的一种药水是如何让人短暂又真实地体验死亡，而亚洲人的飞行术跟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式，那些黑法长须的老人在他面前快速地背诵一种咒语，然后那个词叫什么来着，他想了一会儿：御风而行。
“等等，”我不得不打断他：“你说的那个世界——你的世界里面的人，他们生活在这片大地上？行走在我们中间？”
塔顶人遗憾地看着我：“完完全全是。”
“我可从未见过小矮人，杂技团里也许会有，但他们不是尖耳朵。”
“哦，那你真是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
他这话中莫名带有的阶级色彩使我不悦。这就是你入狱的原因吗？我反击道，歧视‘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如果是，上天作证那可真一点都不冤枉。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塔顶人却丝毫没有被激怒（从始至终，这人一直对我抱有超强的忍耐力，不知为何。）他看着我的眼睛，几乎是很愉悦地回答
“我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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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第二天的故事了。第二天保留了全部奇幻色彩，却有着令人心惊的黑暗。塔顶人讲起他如何建立党派，如何在各个政权中游走，潜伏，伺机挑起冲突。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个危险的战争犯，即便到了快入土的年纪，那声音中隐藏着的攻击性依然很强烈，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某个陌生的族群——我的族群。他在这一天变得有些恐怖，我不得不再次强迫自己确信那是个疯子妄想症才能继续这场交流。
塔顶人的声音低沉下来，他年轻时心狠手辣，拥有大批信徒，他们像他一样在异见者面前毫不留情。他说自己所走的路是以鲜血白骨铺就的，那神情简直活像——不如这么说——希特勒简直活像他。
我们这个世界对于塔顶人而言唯一的可欣赏之处就是那些真真实实施加在肉体上的酷刑，于是我知道了他是如何言行逼供，如何敲碎牙齿，折断脖子，如何利用恐惧本身使人们说他想听的，做他想要的。即使是在那个无所不能的种族之中他也是难以置信的强大，强大到仅仅是注视着你，就能让你感到周围的空气全被抽了个空。
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不怀疑这一点，进而对整个故事的虚假性产生了动摇。这让我实在不舒服，为了提早结束，在这里不得不快进对话。
“你不是德国的，”我为了转移话题而指出这一点：“可你讲起话来就像个本地人。”
老头没有放过机会，立刻用英文，拉丁文和西班牙语轮流嘲弄了我一番。这个塔顶人，年轻的时候该多么机灵啊。他停了会儿，然后和我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可以把二百种语言讲得一样好。
“唔，他还会飞，还会下海捉大鱼，我猜？”
对方（居然）认认真真地想了下，给出了否定的判断。
“没木棍*的话，不能。”他思索着：“他不会无杖魔法，起码那时候不会。”
“那他还是斗不过你。”我奉承道。
“没必要 ，他是我爱人。”
“而且他斗得过我，”老头忽然抑制不住地说：“他打败了我，在一九四五年，冬季，那天下了很大的一场雪，鸟儿在清晨就都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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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我本人，从一个听故事的，到现在已经一脚踏入整个核心。我的面前是潘多拉的魔盒，是被蛇诅咒过的苹果，谈到爱人，他语气都变了，不是变得浓情蜜意，而是变得虚弱，这三天里塔顶人日渐恢复的语言能力在我们聊到——仅仅是触及皮毛——这位能讲二百种语言的男人之后，立刻像触了壁一样，又衰退下去了。
“他瘦。”这是他送给自己爱人的唯一一句评价，然后就转向了四五年那天，清晨的一只画眉鸟，絮絮叨叨地说着它是如何固执不愿飞下树枝，如何看也不看他便展翅而走，一去不回，塔顶人描述这些的时候面对着墙壁，我猜他已经看不见我了。
坦白点来讲，那人对我的所有嘲弄，傻，笨，反应慢，全部都是对的，当年的只要我稍微机灵一点，哪怕一点点，就能迅速发现一切的联系：那封信，午夜的哀嚎，某个死人，他的躲闪和几乎是疯狂的倾诉。所有事件就像散落在地的珍珠，而作为旁观者的我明明已经握住了线头，却眼昏手抖，无法将其串为项链。
他瘦，这是对某段爱情的最后描述，也是为整个故事写上结局的两个字。他瘦。我这辈子注定抱着这两个字，和我的愚蠢一起，走向无比清晰的一个谜团。第三天，塔顶人停止了说话。无论我怎么央求，哄骗，甚至故意拿走他的饭菜，他都不肯再转过身来。这让我无比后悔。那可是在塔里待的最后一天了，当时间流逝，我的胃里竟渐渐升起一种奇异的留念感——显然不是源于这座塔和其中污浊的空气，而是对面的这个男人，他仅仅凭口述就建造起了一个连浮士德都只能仰望的宏大宇宙，而我，一个过路人，一个闯入者，现在就要离开了。
“他们快来了。”塔顶人忽然说。
我惊醒过来，怔怔地看着对面——他又和我说话了？
“我当然在和你说话，我一直在和你说话，只是你自己什么都听不进去罢了。”对方的语气中除了嘲弄还有急切：“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他又恢复了那种仅凭言语便可发号施令的能力，总之我站起来，走过去，对方也是。我们隔着栅栏面对彼此，凭借月光，我忽然看清了他的脸。那是一张苍老的，凶猛的脸，岁月洗劫了它，掠走所有的英俊模样，只留下皱纹深刻其上。塔顶人张开嘴，夹在那两片干裂的薄唇中间的像是一道伤痕。
“还是不像”，伤痕一张一合发出声音。“麻瓜不如他好看。”
我没有问“麻瓜”或者“他”是谁，更没有指出你自己的样子更不怎么地。我被钉在地上，塔顶人的影响力在我们靠到最近的一刻达到了顶峰：我是被猛烈的情绪钉在地上。
直到此刻，我都在震撼于人世间怎会存在那么强烈的情绪——混合着巨大的悲伤，酸涩，和绝望。它是那么苦，那么痛，以至于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此时此刻，仍能够从一个老人早已枯竭的眼眶中榨出泪水来。
在被情绪所感染，我几乎错过了脚步声，而塔顶人并没有，他们来了，他又说了一遍，忽然拽住我的衣领，把手放到我的半张脸上。
千万条热流在触碰的一瞬间顺着他枯瘦的五指淌进我的身体我的四肢五骸，那疼痛无比明确——痛得像有一块大红铁深深烙了进去，我哭我大叫我求饶，然而那并不能起任何作用，直到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一件事：塔顶人是个罪犯。
我这辈子再也没和罪犯谈过心。
记着我，你要记住我。在极度的痛苦中，他的声音变成了世间的永恒。
我疯了似的点头，然后热流消失了，我昏死在地，牢门打开的声音，不是这间，是塔顶人的，那两个条子冲进去教训了他，然后跑回来把我抬出去。
眼前的一切颠倒了，我在半昏半醒间看见角落里塔顶人那逐渐远去的脸，听到他对我说了句什么，然后便彻底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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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直接放了我。我重生了，再次拥抱人类社会的我立刻一路奔逃，逃得越远越好，接着便发现自己回不去了。
那段时间的记忆在我的脑中变成了一团白色迷雾，其中唯一清晰的存在就是那伫立着的巨塔和塔顶的老混蛋。所以我当时是在哪儿？犯了什么事？一同被抓的人是谁？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塔有两个科隆大教堂那么高，而我是怎么上去的？
如果我疯了，定会断言有人修改了我的记忆，但那绝非塔顶人。正是他的热流抵抗了这段迷雾——大部分，我还是忘记了一些事，比如他最后说的话。在意识到这辈子都不能回忆得起来之后，我一遍遍地猜测那会是什么，一段炼金术秘诀？一个关于整个欧洲的秘密？一道开启金字塔的符文？
我知道那会改变我的一生，可梅菲斯特决定开个玩笑——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监狱里，面对着这么一张烂兮兮的破报纸，我才忽然灵魂附体般，猛地忆起那日在巨塔顶，在离别刹那，他缩在自己的黑暗中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它回来了，并开始在我耳边不断回荡，撞到墙上又折返回来。声音沙哑，像在胶水里泡过，又被砂轮打磨。
我笑，我知道它会永远回荡。
他说：“你做个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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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个好人吧。
然而又有什么用呢，塔顶人没过多久就死了，而我这个傻子直到白发满头，注定终老狱中才记起这句赠言。有什么用呢。我们之间唯一的相似处就是都在无知无觉中度过了最好的时间，然后发现其实人的命数是一座黑色巨塔——冷酷如铁，且绝无转圜。所以逝者再难复生，爱人永不回头，一切既定事实真的只是既定事实而已。你看啊，其实明天作为崭新一天，与今天和昨天之间从无本质不同，就像此刻我身后，那早已永远逝去的几千个日子一样。
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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