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在数学所多年，我给学生开过一些讲座，有学生注意到我每一次讲座都要花很长时间提到我的两位先生，还有学生问我，“高老师，您明明只有一个导师呀，怎么总是说您有两位老师呢？”出于种种原因，我很少提起其中的缘由，这一次就一并一叙。
1.你叫什么名字
那一年我即将从大学毕业，我的大学老师想把我推荐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因为我出身不好，最终没有能够推荐成功。老师告诉我还是得参加考试的时候，语气虽然很轻松，但眼里是有点担心的，有可能他认为我这样的性格承担不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压力。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没有信心的，一听说推荐名额飞了，心里很是沮丧，就问老师怎么办。老师也有些发愁，最后建议我先给希望追随的老师写一封信，再去科学院找他谈谈，碰碰运气。
于是我先是尽量诚恳地写了一封信。我的文笔并不好，幸好字还可以一看，在作业本的边角涂涂改改地打了三遍草稿才誊到了信纸上。
信寄出去，我又陷入了窘境。我家里条件并不好，又因为出身问题面临诸多困难，为了我上大学已经是节衣缩食，从家里到北京的火车票自然是买不起的。我没有办法，只有再找同学帮忙。好在同学里大多家境不错，听说我要北上，你一角我一分的，居然也凑够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钱。
我的大学不是最好的大学，但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是同级里最好的，也希望继续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那时候我们都很崇拜科学家，但是真有机会当科学家的人并不多，同学们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而我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北京。
我坐上北上的火车，花了一天时间到北京，饭也没顾上吃，又花了小半天时间找到中科院数学所。我记得那天很热，空气里还四处飘荡着大团大团的柳絮。我先是找到数学所的门卫，门卫告诉我要找的人不在楼里，可能是在宿舍那边。我就一路问着人找到了蜂窝一般的宿舍楼。
宿舍的条件并不比我们那儿的县高中宿舍好多少。我之前对这片宿舍是怀有憧憬的，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但是实际见到这片宿舍时的感觉很奇怪。我上高中的时候跟着我们学校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我对他也是一直怀着非常热烈的憧憬的，可是见到他我又觉得他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我在数学所的宿舍门口，看见灰扑扑的墙面和屋顶，还有窗户外晾着的白汗衫，也是这种感受。
可能是因为快下班了，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也多。有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站在一间房子门口，怀里各抱着一个小箱子。我走过去，想问问路，却有点难以插嘴。
他们在说什么比较严肃的事。其中一个用带点京腔的普通话说：“职称应该是没有可能了，但是所里也想让你带学生。”另外一个微笑了一下：“也算是不错了。”第一位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会尽力帮你争取的。”另外一个腾出一只手来，搭在了那位先生的肩膀上，轻轻捏了一下：“我不要紧的。”
然后他们又说起了学术，是解析函数方面的问题。我听见他们的零星交谈，才真正觉得我是来到了一个学术殿堂。但是我并没有听多久，那个看上去很温和的人已经发现了我的踌躇，停止了交谈，问我：“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想找数学所的王杰希王老师，请问我应该去哪里找？”
对方和善地微笑：“王杰希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那个人笑起来有些神秘，似乎跟王老师很熟，这让我又高兴又紧张。我年轻的时候一紧张话就说不利索，慢吞吞的，声音还小。那时我说：“我是别的地方来的学生，想考数学所……所以……想找王老师谈谈。”
然后旁边没说话的那个人开口了，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的什么专业？”
于是我报上了我的学校，并告诉他我即将从数学力学系毕业。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是王杰希。进屋谈吧。”
我当时是愣在那里了，直到最先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拍我的肩膀，我才回过神来跟了上去。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面前的就是我的偶像，那位在数论上很有造诣的数学家，以及未来影响我一生的导师，王杰希。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与老师的第一次谈话印象非常深刻，当然那时候他还不是我的导师。那天除了我和老师，另外那个人也一直在场。我说的另外一位导师，也是指他。
我的这一位导师，喻文州先生，也是学生提起来就很尊敬的名字，尤其是学信息科学的学生，不过这是现在。当年喻先生因为研究领域比较敏感，在数学圈之外没什么名气，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好事，当时在学界有名气的学者大多活得很小心翼翼，喻先生可能要轻松一些。
老师向我介绍喻先生，就说了一句“这是喻文州，也是数学所的”，我当时没有听说过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好在喻先生并不介意。
我同喻先生打了招呼，老师就让我在书桌边坐下，什么都没说，只是给了我一张纸和一支笔，要我做一个证明题。
后来我同我的学生讲这件事，他们都觉得老师一上来就给慕名而来的学生出难题，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我对他们说，老师是个对待学术非常严肃和严谨的人，这就是老师的风格，能力强的学生他捧在手心里，能力不够的他也不会过多照顾。他的行事风格很实际，不喜欢虚的，照现在常用的词，就是犀利。
最终我还是解出了这道题，其实并不难，但是对基本功要求比较高。我写完了证明的最后一步，把纸交给老师。他认真看过一遍，然后说：“如果你想考我的研究生，等过了笔试，就来所里找我吧。”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而我还在发愣。
喻先生用搪瓷杯子给我倒了一杯水，微笑着说，“他答应收你了，你这趟没白来，笔试要加油啊。”
然后老师才问我，“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2.喻先生
后来我才知道第一次见老师的宿舍并不是老师自己的，而是喻先生的。
老师是北京人，平时不住在中关村，我去的那间屋是喻先生单身宿舍，除了一个非常小的独立卫生间，其他家具——包括床、茶几、书桌和书柜，都在一个大房间里，也是没有厨房的。
那天老师到喻先生的宿舍，是为了把所里分给自己的两箱苹果拿给喻先生。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这中间的缘由比较复杂，我也是多年后才陆续从各种各样的碎片里拼凑出了一个基本合理的故事，之所以说它是故事，因为有一部分是老师和喻先生都没有确证过的，我权作猜想。
喻先生的家世是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喻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名流世家，祖父是广州有名的士绅，父亲也是学者，留过洋，曾经在民国政府里任职，解放前两年生了喻先生。后来环境变了，喻先生一家迁居乡下务农。再后来喻先生考上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毕业时成绩非常好，却因为出身问题，差点没能分配工作，他的系主任和几个老师合力才保住了他在数学所的工作。喻先生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为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所谓“黑五类”的问题。本来科学院里很不兴这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风气，但是我进去的时候科学院空降了一个军代表，热情满满地搞阶级斗争，喻先生自然成了被斗争的靶子，评职称分房子这样的事自是不用想，连派发水果这样的小福利也轮不到，其实境遇是比较不堪的。
这些事情当时我想象不到，固然因为我过于年轻少涉世事，与喻先生本人也有关系。喻先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同时也非常清俊，眼神温柔又沉着，很容易让人觉得可靠和信任。他人缘不错，工作中思维缜密沉稳可靠，下了班也常常以微笑面目示人，对自己的境遇并不很放在心上，外人自然也难以想象他的负担了。
所以当时，喻先生要和老师凑钱给我买返程的火车票，我也没有坚决地拒绝。
当然，我还是把那份钱还给喻先生了，这是后话。我知道喻先生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也是过了一阵子的事情了——虽然跟我关系不大，也还是值得一叙的。
喻先生的专业是密码学，这是我考大学时是不允许他这类人报考的专业。而喻先生在这个领域有多么厉害呢？我这么说吧，曾经有一次我们和苏联发生了一点点边境摩擦，苏联边防军的通讯内容我们这边比莫斯科知道得还要早。
喻先生就有这么厉害。
我时常想，幸好喻先生比我早生几年，不然我们就会少一位了不起的密码算法专家了。当然，按理说喻先生本人应该完全不知道自己破译的是什么，他只需要提供算法，但我想以喻先生的聪明和推理能力，应该也是知晓几分的，但也从来没有因此夸耀些什么。
我之所以说喻先生是我的另外一位导师，并不是因为在学术上他给我提供了多大的指导——事实上，我的工作领域和喻先生的几乎没有交集，但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和跟老师不一般的关系，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至于他和老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又是一个一言难尽的故事了。
3.祖国河山一片红
在说老师和喻先生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说说我自己的面试。
也许是因为有了老师的保证，笔试我算是比较轻松地过了。到面试的时候，我凑够了钱再次北上。这一次没有在火车站随便混一夜，而是直接住进了喻先生的宿舍里。
我之前说过喻先生宿舍条件比较一般，不过再一般也是在北京，总不至于差到不能看，再加上喻先生勤于收拾，房间整洁亮堂，我住起来已经觉得仿佛身处天堂一般。课题任务重的时候喻先生会工作到很晚，面试的前一晚，我不知道他是确实需要加班还是怕打扰我休息，他再一次留在了所里。
晚上老师过来问我的情况。我还是有些紧张，他说：“没事，按你平时的水平发挥，明早我接你去面试。”那时候我很是感动，对一个只见了两面的学生如此上心，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做到的。我也因此生出了些许斗志，突然间就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了。
第二天我才发现那都是错觉。
面试的出题人我久闻其名，我的学生们知道，甚至很多非数学专业的理工科学生也知道。现在他已经不带学生了，但是他的名字要么是印在教材的扉页，要么就是出现在前言或者绪论里，用我一个学生的话说，是一个回避不掉的大boss。
这个人就是叶修叶先生。
有了叶先生这样的出题人，我那次的面试非常惨烈，基本是祖国河山一片红，最后得了个五十多分草草收场。我很沮丧，心想真是太高估自己，也辜负了老师的一片心。我回到喻先生的宿舍，红着眼睛收拾好东西已经是中午，老师又过来了，看见我一脸沮丧，意外地神色很温和，说，“我看过你的答卷了，很不错。按照叶修的规矩，得到二十分就算及格了。”
当时我还没有立刻反应过来，下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可以留下来了。
然后我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书，说，“今天就可以开始看书了。英杰，往后还是要继续努力。”
那本书是法国数学家嘉当的《解析函数论初步》，手抄影印本，翻译跟现在的版本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老师上学的年代这本书无人译介，老师的老师托人从法国带回来做“批判性研究”，再由懂法文的老师翻译了，一字一字写成的。
当时老师给我的那本书，其上又增添了许多批注，大多是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现在的学生要看到这本书很容易，在当时却不是这样。老师的字迹略有些飞扬，甚至能看出他得到这本书时的心情。他一定很珍惜这样一本书，然而却把它给了我。
那是我一生里印象最深刻的瞬间之一，我后来常对我的学生说，一个人能够在年轻且彷徨的时候得到承认和鼓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但是当时，我青梅竹马的朋友，也就是近年在复分析方面很有成就的乔一帆教授，没有我这样顺利。
一帆与我是中学就认识的朋友，后来因为父母工作原因全家搬去了北京。虽然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但大学期间一直维系着通信不断，因为家里的缘故，有段时间我没有一点自信，他一直鼓励着我，我能坚持读完大学，并鼓起勇气报考老师的学生，也有他的功劳。
对于他报考科学院副研叶先生的研究生这件事，我是不知情的。我的面试结束后，老师带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才听说一帆也参加了面试。
当时科学院招生还是交叉面试的，不像如今许多副研正研同时给一个学生面试。一帆的面试出题人正是我的老师，而我的老师是非常严格的，一帆没有通过面试。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饭也吃不下了，犹豫了很久，还是开口求老师让一帆留下来。虽然当时的风气就是鼓动年轻人挑战、甚至打倒知识界的权威，但这样的举动依旧是很冒犯的，毕竟我也只是个刚刚通过面试的学生。好在老师并没有生气。平心而论，他的面试题是很公平的，但是没有通过面试就意味着不适合留在所里，这不是老师能改变的，也没有多少情面可讲。
这件事也算是一帆人生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当时一帆是没有什么退路的，留校的名额没有了，没有考上科学院，就要分配工作，有可能离研究就越来越远了。但是叶先生留下了他，成就了现在的乔教授。
叶先生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的学术能力，还有识人的慧眼，在学界有口皆碑。因为得罪了人，叶先生招学生的名额被卡得很紧，但是偏偏他名气很大，水平很高，一些重点课题需要他做。他也是长久地苦于人手不够，经常要骚扰其他课题组。这一次他看中了一帆，想让他留下来，就想了个办法，让他挂在物理所一个实验室下面做秘书，第二年再把他招进去。一帆也是诚心想要留在所里，所以哪怕有诸多不便，也不能申请课题基金，他也还是留下来了。
之后叶先生偶尔会拿这件事打趣老师，说他看走了眼。后来我也问过一帆，有没有怪过老师。一帆说没有，他把这一切都当作历练。
当时一帆说这话的神情，让我想到喻先生。喻先生正是一个把一切挫折不公都当作历练的人，一个能平和轻松地面对生活的人，这是我尊敬他的最大原因。
4.军代表
我家楼下的菜市场有一个卖白菜的中年人，嗓门很大。有一天我去买菜，同他闲聊，不知怎么的就聊到各自的过去。我自然是没什么可说，二十一岁进数学所，一直到现在，人生少有波澜。他却有很多精彩可说。这个汉子最骄傲的是自己曾在北京某中学做过军代表，每天号召革命小将们搞运动。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他对我说这些的时候，干瘦的脸都开始放油光。然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附和他，盖因军代表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代表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这些回忆，大多与喻先生有关。
考进科学院后，按照当时的规定，我这样新进的学生，都要先去植物所之类的地方劳动三个月。三个月后我回到所里，头一件事就是去找老师。那天老师心情很差，也没过问我在植物所的见闻，见到我之后匆匆就走了。
我不明就里，还是与喻先生一个课题组的黄少告诉了我原因。
我所说的黄少，是指计算机领域一位很有名的学者黄少天。他因为嫌弃老师之类的称呼老气，硬要大家叫他黄少。黄少是喻先生的课题搭档，他的学生都知道，他有个很大的特点，话很多，说起来没个完。这在当时倒是帮了喻先生一些忙，比如，喻先生 的思想汇报材料大多是出自黄少之手。
当时我出了老师的办公室，恰好碰见黄少。他也是满脸的不高兴，疾风骤雨地说了一大通话，重点是这样的：新来的军代表太过分了，说什么要好好肃清数学所的资修风，煽动所里孤立文州不说，居然要文州下班了按时去她那里交代反省，还要写材料！我们虽然是老九，但也没有这么整的！文州这段时间本来课题就忙，还要写论文，压力已经很大了，她是要整垮文州吗！
我十分愕然。之前我也听黄少说过，喻先生三不五时地就要作思想汇报，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如此夸张，居然到了如此地步。而喻先生的许多任务课题是耽误不得的，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也不想放弃，这样的重压，不知他能否承受。
黄少说完这些，还想说些什么，又放弃了，可能觉得我不一定明白这其中的关窍，对我说也没用。他想替喻先生鸣不平，匆匆地找所长去了。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老师也心情那么差了。
那段时间喻先生确实很是清减了些，精神也不如之前好。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半个月左右。后来有一次我路过喻先生的宿舍，门是虚掩的，喻先生在里面说，应该放少天去，把军代表吵得头疼，说不定她就会放过我了。他说完，我听见老师的声音，他说，他的垃圾话难得也派得上用场。喻先生就笑，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他这么说的缘由，大概也只有我清楚。那段时间老师也没有准点下班过，我有事要找他时，往往可以在军代表的办公室外看见老师坐在椅子上看书，喻先生在军代表那里待到几点他就等到几点，而喻先生也因此总是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我很快就走开了，老师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毕竟我并非有意偷听。
至于军代表为什么放过了喻先生，我并不清楚。不过听说那段时间喻先生他们课题组加班加点攻下了一个很神秘的项目，验收那天，是军队的人亲自过来的，人家的汽车开到所门口时，喻先生恰好军代表那里写交代材料。
打那以后，军代表就不敢再这么刻薄地对待喻先生了。
5.数学所的战争
搞数学，尤其是基础理论，大多数时候是十分枯燥的，足以杀死一般学生的兴趣，加上当时全国上下很不重视知识，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普遍比较差，人才就更是紧缺。我进所之前，与老师差不多同时进所的一位前辈想要转行搞别的。他的老师曾给他计算过，说是他搞数学出大成果的概率比搞别的大得多，但是之后老先生又在那两个数字之前各加了一个1/，话就说不下去了。
最后老先生叹气，还是要考虑前途。
同组的刘小别师兄对我说起这段轶事的时候，脸上挂着一种很无奈的笑容。我也很怅然，仿佛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全部人生——清贫、艰苦，默默无闻。于是我问，“最后那位前辈转行了吗？”
这时一直在看论文的老师突然抬起头，用那双大小不一的眼睛看着我说，“转行了。现在在供销社当会计，工资很高。”
后来我对学生说起这件事，有的学生很佩服我，说我能够坚持下来，心怀理想主义或者高尚情怀，其实都言过其实了。我当时只是凭直觉觉得，如果我流露出过多的动摇，可能会让老师失望。而我无论如何也是不想让他失望的。
当时老师说那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好像说的事情完全于己无关。但是数十年后喻先生对我说，其实当时老师很矛盾，他担心我最后会选择离开所里，毕竟他是把我当接班人在培养的，但又觉得，我家里条件不好，又如此优秀，理应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而所里大部分人都拿着一个月都只能吃上几顿鸡蛋的工资，谈什么前途呢。
说着说着，喻先生脸上便生出一丝感怀的微笑，说，“他大概以为自己的这番心思没人能看出来吧。”
记得当时听喻先生说完这些话，我是落泪了的。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男子汉流眼泪并不一定就是软弱，我反倒觉得自豪。
现在说起来会觉得当时的生活在物质上是比较艰苦的。但是当年我们并不这么觉得，全国都艰苦，大家也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而且苦中作乐也是常有的事。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要从电子游戏说起。
数学所里老先生多，年轻人也多。其实现在学界那些响当当的名字，当年也都是很爱玩的，年轻人嘛。我们国家的电子事业是从科学院数学所开始的，其中就包括电子游戏。
我看过我的学生们玩游戏，现在的游戏都是很丰富的，有很逼真的画面，还有声音。那时候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光标按照三二一排列，组成一个大炮，四个光标组成横飞的飞机，用大炮打飞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电子游戏。
我记得最开始黄少整出这个游戏来的时候，所里的年轻人都很兴奋，下了班下了课，扎堆在喻先生他们那屋要一起玩。喻先生就说，“这样，咱们分成两队，数论组的一队，我们组的一队，来比赛，行不行？”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拥护。刘小别师兄打发我去找老师当队长，我有些忐忑地去了，本以为他会批评我们不务正业，没想到他很快就收拾好桌子，跟我一起去了喻先生那屋。喻先生见老师也去了，微笑着说，“你来当队长吗？”老师也很轻松地说，“是啊，喻队。”喻先生就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王队。”
比赛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都有固定的时间打飞机，在规定时间内打下飞机较多的队伍获胜。第一个上的是喻先生那队的，黄少新收的学生卢瀚文，他年纪虽小，反应却很快。我们队第一个是我，当时我很兴奋，在黄少的垃圾话攻势下还有点小紧张，不过最后成绩不错。
我记得那时候是冬天，冬天单位供应暖气是有时限的，到了晚上就停了，而北京的冬天相当冷，所以我们经常需要裹着棉大衣加班。刚好喻先生打完他的那轮，把座位让给老师，室内基本彻底冷了下来，喻先生很自然地拿了他放在办公室的棉大衣，披在老师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奇怪的，但是见师兄师姐们都没注意到，就没有多说。倒是黄少在旁边喋喋不休地说：“队长大人你对你家大眼儿也太好了吧我们这可是在比赛，这是战争你懂不两队之间的战争！也没见你给我啊小卢啊披个棉衣我们也很冷的好吧，怎么那么没有战友爱呢！”
我那时当他是开玩笑，后来想想，黄少不愧是黄少，眼睛也是很亮的。
最后这场战争以我方胜利而告终。老师和黄少也算就此“结下了梁子”。黄少不依不饶地约定隔天再战，老师最后也非常淡定地应战了。我当时觉得有些意外，又一想觉得，敬畏使我将老师看成了一个平面，但其实老师有严肃理智的一面，自然也有轻松好玩的一面。
比赛结束后，大家作鸟兽散，老师却已经错过了回家的班车，喻先生说：“正好，去我那住吧，我那屋也比较暖和。”老师点头嗯了一声，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打完电话后两个人就关灯落锁，并肩往外走，老师身上还披着喻先生的棉大衣。
我比他们走得早一点，听见他们在后面低声说着些什么，风把他们的声音送过来，似乎是老师在对喻先生说黄少，喻先生还笑了。
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反而觉得，他们就这样在一起，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6.拟南芥与景泰蓝
在科学院遗传所还没搬走的时候，数学所和遗传所离得很近。我在植物所劳动的那三个月里，认识了不少遗传所的师兄师姐，还有一位硕导，做花发育的，她的名字叫楚云秀。
遗传所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里头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小动物，用来观察和杂交，走在里面，一不小心就会踩着一株国家重点课题的植物。遗传所的大门通常关得严实，却也挡不住往遗传所溜达的大军，盖因遗传所女老师和女学生多，即使杂草丛生，在数学所师生眼中也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楚老师可算是这花园里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那个时候女孩子的穿着大多是朴素的。军装是最时尚的，白色或蓝色的工装次之。一个姑娘倘若穿了“四个兜”配上小白鞋，简直可以被羡慕的眼光杀死。然而楚老师却是从来不这样穿的——
她有着一头微卷的长发，喜欢穿棋子格的“的确良”衬衣和两层的碎花裙，夏天来时，挺拔地往生机勃勃的一片绿意中一站，尤显美丽风情。有老先生觉得招摇，私下表达过不满，这不满传到楚老师耳朵里，就融化在一声不甚在意的笑里了。
让所里众多师兄弟心生向往的楚老师与喻先生同期进院，关系非常好。喻先生懂些花卉园艺，常给楚老师养的植物修修剪剪。礼尚往来，楚老师也偶尔会送几个花标本给喻先生收藏。
比如一个夏日，我正好听完叶先生的课，往老师的办公室走，碰见楚老师的师弟李华师兄顶着炎炎烈日来到数学所，怀里抱着几小盆开了花的拟南芥。
李华师兄虽然是楚老师的师弟，但博士并没有毕业，故此我与他一贯以师兄弟相称。我同他打招呼。李华师兄站住了，朝我点点头。我便问他忙什么去，他答：“组里刚刚做完一批重组，师姐让我把这批拟南芥拿给你们所喻师兄。”
楚老师和喻先生关系好，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也没有多问，同李华师兄道了别，就回办公室了。却不曾想，几天后，我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又看到了那几盆拟南芥。
只不过这一次，它们被摆在办公室的桌角和窗台上，底下垫着红旗瓷厂产的花卉盘，柔软的枝茎被修得整齐，残缺的叶子都被细心地剪掉了，一簇一簇白色的小花精精神神地伸展着，非常可爱。
闲暇时，我随口问起，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的许斌师兄告诉我，这些拟南芥是老师拿来的，据说是喻先生送的。
老师很珍惜喻先生送的拟南芥，每天总要给它们浇水，有时浇完水后还会定定地看一会儿。拟南芥一个多月的花期很快便过去了，白色的小花纷纷谢了，只留柔软的莲座叶毫不起眼地绿着。老师依旧会给它们浇水，没有差别对待。
老师是很喜欢植物的，有时他写东西写累了，就会站在走廊一角的芦荟旁边歇一会儿。不过我从没见过他对别的植物如此用心，想来这是喻先生所赠缘故，礼轻情意重吧。
至于喻先生为什么要凭空送给老师这样几盆拟南芥，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数年后许斌师兄无意提了一句老师的生日，我才明白过来。
后来想想，喻先生的心意，都是这样隐藏在那些寻常又不寻常的小事中，平静却热烈地温暖着那个他在意的人。
拟南芥花期中的某一天，喻先生同老师一起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喻先生当时在做一个序列密码方面的课题，有些问题涉及到比较理论的东西，需要同老师讨论。那一个多小时他们讨论得十分投入，我和刘小别师兄在旁边却听得如坠云里，十分汗颜。
总有学生说我想问题时思维活跃，许多年轻人也比不上。他们是没有见识过我的老师。曾经的老师，说起专业问题来往往会言简意赅地切中要害，然而思维跳跃性极大，一句话需要人花好几分钟来理解，若有基础不过硬者，甚至根本理解不了。据刘小别师兄说，我进所时老师已经刻意改变了这样的风格，讲解思路时尽量严谨细致，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使得教学和研究更有效率。然而我却是见识过的，老师的大脑运转起来时是多么令人惊叹——才华和天赋总是难以遮掩的。
然而喻先生却是很清楚明白的。老师面对他时不必刻意放慢速度、收敛思路，而喻先生呢，对着老师缭乱的示意图也能立刻理解，这样的互相了解，让我很是佩服与羡慕。
那天喻先生和老师谈完，并没有立刻离开。老师将方才讨论的问题整理在几张纸上交给喻先生，喻先生接过纸，却闲谈到了新进驻我们办公室的拟南芥。
“花快谢了吧？”他说。
老师想了想，说：“估计还能再开一两个星期。”
喻先生伸手碰了碰拟南芥黄白相间的花序，微笑着说，“云秀跟我说拟南芥的花挺容易枯的，看来你把它们照顾得很好啊。”
老师咳了一声，反问道：“上次问你你没说，这几个花卉盘，多少钱？”
“啊。”喻先生顿了一顿，可能觉得马虎不过去了，还是坦白道，“一共六十。”
这是喻先生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了。
在后来的相处中我慢慢发觉，喻先生的家教对他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比如花卉盘，普通的瓷盘他也用，但大概终究是觉得不好，至少要是景德镇红旗瓷厂的脱胎或薄胎描金景泰蓝才算上品，他送给老师的正是几款脱胎景泰蓝的盘子，专供的，寻常供销社根本见不到，到专营店拿购货票也很难弄到。也难怪黄少总说他有小资产阶级的气质了。
当时我意识到喻先生花了许多钱和心思，只为买几个花卉盘送给老师，很是惊讶，便下意识地去看老师。果然，老师的眉头微微皱起来了。
“你的意思我懂，但是钱不是这么花的。”他说。
喻先生笑了笑，说：“毛主席说过，一个人要有物质生活，更要有精神生活嘛。”
老师语气有些无奈地说，“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意会。”喻先生将手轻轻搭上了老师的肩膀，“有些开心钱是买不来的。”
老师便不说话了。
我觉得气氛微妙，便一边低头一边瞥了一眼对面的刘小别师兄。小别师兄正埋头苦算着什么，两耳不闻窗外事，让我觉得更微妙了。直到喻先生跟我们打完招呼离开，我都没太敢再抬头看老师。
但是我想，他眼里必定是有难以察觉的笑意的。
7.黄金搭档
数学所有两对公认的黄金搭档，叶先生和苏老师，喻先生和黄少。
叶先生和苏老师的默契是温情脉脉而恰到好处的。叶先生在数学领域几乎可称全才，那几年做拓扑学，在不动点的研究上很有建树，苏先生主要做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叶先生的研究理论性很强，苏老师则做得偏应用一些，二人相得益彰。苏老师的课题很受外界重视，她甚至曾被邀请参与到核武器理论研究中去，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叶先生一心研究与教学，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要求，也不太喜欢抛头露面。苏老师受到这样的关注他却很高兴，一来他认为苏老师的研究的确非常有价值，二来苏老师挣来的学术资源，也有一半是落到了他的头上。
喻先生和黄少呢，情况则不大一样。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信息科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代，黄少作为最早搞信息安全的人之一，是喻先生他们课题组的招牌。然而他们那个课题组的一切研究都是以喻先生的研究为基础的。喻先生做密码学的理论研究，黄少做算法和系统，也涉及一些计算机实现。两人的默契和配合天衣无缝，在编码和破译两个方向上都成绩斐然。除了出色的理论研究，在应用上，两个人带领着课题组共同参与的涉密项目也从未失败过。后来瀚文得意地对我讲，一个搞外交的前辈说，不管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对喻先生和黄少头疼极了——少有他们解不开的系统，也少有他们守不住的秘密。然而那些外国人再怎么鼓捣，也只知道大概有这样两个人存在，他们也因此得了一个来自外国人带着敬畏的外号——“剑与诅咒”。黄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也很是兴奋，搂住喻先生的脖子说组长那些外国人真有眼力哎我是剑你是诅咒这形容太精辟了哈哈哈这下这些资修封知道本剑圣的厉害了吧，喻先生任他兴奋地蹦跶，只是微笑。
喻先生和黄少为我国早期的信息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所做的研究对于我国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也很有启发。按照现在的看法，应该可是算是我们国家的英雄，然而他们自己却从没这样的自觉。喻先生依旧是那个温和又带点小资产阶级气质的喻先生，黄少依旧是那个热情开朗话很多点子更多的黄少。没有因为外界的事情发生什么改变。
这两对黄金搭档，还有大多数学所的科研人员，当然也包括老师，在数学的世界里风云际会，回到现实，依旧是过着每天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隐姓埋名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要拿着粮票排队买粮食，一样要操心物价和房子，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
不，应该说，他们就是普通人，融在汪洋大海中，却也折射着阳光的水滴一样的普通人。
8.中关村之行
那是我刚进所没多久发生的事。
初进所时，我还没有接触老师的课题，除了上课做题之外，偶尔会被派出去做做采买之类的跑腿的活儿。我头一次被派出去是采买一些办公用品，老师见我不是本地人，怕我迷路，就说带我一起去一次。刚好碰上喻先生要去科学院系统所拿几本论文集，遂成三人同行。
北京有句俗话，一层秋雨一层凉，说的就是天气慢慢转冷的过程。喻先生来自南国，尚未完全适应北方的气候，入秋后一时不慎着了凉，一路轻轻咳嗽着，说话也瓮声瓮气。老师瞧在眼里，拿了自己的保温杯塞给喻先生，说里头灌了开水。喻先生便顺从地将保温杯握在手里拧开，一双眼睛在袅袅热气后闪动着笑意。
出了数学所大门，不知怎么起了风，喻先生忍了半晌没忍住，还是微微弯下腰大声咳了出来，脸也变得红扑扑的，看起来感冒得不轻。老师见喻先生穿得单薄，便停了下来，说：“等我一会儿。”
喻先生哎了一声，没用，老师已经快步转回了所里。过了几分钟，又见他小跑着回来了，将手里拿着的一件墨绿色的套头针织毛背心递给喻先生。
喻先生套上毛衣，笑得温和：“我还没穿过绿色呢。”
喻先生惯穿蓝白黑三色，衬衣是他的最爱。旧且干净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便透着那么一股怀旧的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别的组有大我一年的师兄非但不嫌这所谓“臭老九”的做派，反倒偷偷模仿他的风度，却怎么也模仿不来，便只好承认这样的气质是从骨子里带来的，旁人学不来也拿不走。
老师见喻先生穿暖和了，方才继续往外走，边走边说，“这几天别熬夜了。”
喻先生说：“少天最近在做的那套算法，迭代出来不收敛，是我工作没做到位，加班是应该的。”
老师说：“黄少天一贯很有效率，你稍微拖几天也没关系。”
喻先生看着老师，调侃道，“这可不像你会说的话啊，王老师。”
老师便转头向我，仿佛是在问，不像么？
老师素来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自己从不因私废公，这会儿反倒劝喻先生下火线，的确是很稀罕了。我见老师看我，点头如捣蒜，又生怕引起歧义，连忙摇头。老师也没有为难我，摇摇头问喻先生，“为什么不收敛？”
喻先生就笑，“确定要跟我谈涉密项目？”
老师说，“你上次找我就已经泄密了。”
喻先生作出了让步：“好吧……”
老师得寸进尺：“理论背景也说一下。”
我有些惶恐。老师大概是想让我听听我们的工作的实际应用，但是可能会令喻先生为难。好在喻先生并没有露出为难的神色，只是看了看老师，又看了看我，他明白老师的打算，又对他的这点心思有点无可奈何。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聊起了工作。起初的所谓聊，其实更接近于喻先生对我讲解。喻先生说起工作来总是由浅入深条理分明，其头脑之清晰，思路之开阔，积淀之深厚，一听便知。难怪后来进所的小卢总对别的师兄弟说，听喻先生上课是种享受。
秋日的阳光很是清丽，映衬老师和喻先生脸上的神情轻松柔和，多年后我回想起来，依旧觉得鲜活，仿佛他们能直接从记忆中走出来。
就这么一路讲一路行走在中关村的街道上。
现在的中关村是一个很热闹的高新技术园区，大概很多人也知道，六七十年代的中关村跟现在很不一样。中关原名“中官”，许多清朝的太监葬在这里，其荒凉可见一斑。若非科学院在此建院，谁也不知道如今的中关村会是什么样。自五十年代起，科学院各所开始在中关村这个弹丸之地修楼盖房，一些学校和国营企业也进来，将这个荒凉的坟场变成了一片安静的学术和科技中心。
当时中关村的街道还不是很宽，道路两旁稀疏分布着国企和学校的大楼，还有些低矮的民居。过了航空学院的大门，是一个农民自由市场。有农民在吆喝，学生在说笑，也有普通的市民推着自行车叮铃叮铃经过。
我们三人走过航空学院，穿行在人多的菜市里。喻先生和老师还在讨论工作，但是那时候他们讨论的东西我已经基本跟不上了，又不敢打断，只好百无聊赖地跟在后面。喻先生同老师说着什么单向散列函数，内容比较应用，我是外行。老师认真地问函数的敏感度，喻先生便同他讲，光讲犹觉不够，还伸出手在空气中比划起来。老师盯着喻先生白皙修长的手思索了一会儿，居然明白了，也伸出手比划起来。两位大妈拎着菜篮从他们旁边经过，小声议论了几句“被整的知识分子”云云，留下两声同情的“造孽”便飘然而去。而那两个人呢，就这么站在菜市场路中间对着一张不存在的白板专注地比划来比划去，口中说着除我之外谁也听不懂的名词，全然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目光。
我叫了一声老师，没有任何作用，倒是喻先生过了一会儿回过神来了，伸手拉住了老师还在比划的右手，说，“这么说也说不清楚，回所里再说吧。”
老师被打断，尚没有回过味来，有些困惑地“嗯”了一声。
喻先生便笑了，将他的手握在手里，“杰希，你没发现大家都在盯着你吗？”
老师环视四周，这才回过神来，“哦”了一声，意识到自己造成了菜市场拥堵，忙迈开了步子。
喻先生放开手，跟在后面，笑得很温柔。
老师回到所里就看起了文献，喻先生还杯子过来，老师便又同他讨论了一会儿，直到黄少来叫，喻先生才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我原以为我已经够爱数学，跟在老师身边才发现，我远远不及。我们组人不多，绝大多数又是老师带出来的，学术水平参差不齐，也难跳出老师的知识圈思考问题。老师平时大多是一个人默默思考，少有能够畅怀讨论问题的对象。好在有喻先生在。我一度觉得喻先生很是神奇，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么多耐心和兴趣，来陪老师讨论那些甚至在我们内行眼里都很艰涩无趣的问题。
后来喻先生同我讲了一番话，起初我并不完全懂得，后来才慢慢体悟到喻先生深切的情谊。他说：“你的老师是个真正的天才，天才都容易孤独。虽然有时候天才需要孤独，但是我不希望孤独成为他的负担。”
我想，知己之谊，也不外如是吧。
9.人不混蛋枉少年
我有时会对我的学生们讲，一个人中学和大学时代是极其珍贵的，不仅对于他本人，对于他的家庭、社会，亦是如此。一个人在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朝气最强，拼劲最强，创造力最强，同时，他尚且保存着那一份纯净的热烈和质朴的天真，是无上的瑰宝。因此，一个人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也是最值得怀念的。
所里的师兄弟分别来自五湖四海，晚上睡不着觉，便会在一起聊以前的事。聊到中学和大学时是最开心的，内容也五花八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同学、不同的亲近或讨厌的老师。说几件我印象深刻的。比如叶先生组里的罗辑，高中的时候就因为顶撞老师见了报，当然是以正面典型：老师在快下课时给大家科普微积分，在“可微”和“可导”的概念上稍微含糊了点，便被心细的小罗发现提了出来，而小罗也成了勤思好学的学生代表，到现在回到母校去，还会有年轻的学生用崇拜的眼光看他。再比如我们组的刘小别师兄——混熟了之后我叫他小别哥——偶尔会讲讲他跟他哥们儿的故事，绘声绘色，很有意思。小别哥高中时跟一个北京俗称“顽主”的大院子弟走得近，顽主家里有留声机，他常去鬼混，就被传染得喜欢上了音乐，却不是广播中能听到的。他那时也是个欠揍的皮孩子，在“天派”和“地派”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伙同哥们儿偷偷摸摸溜去哪条哪条胡同找人拿违禁的唱片儿，跟人打了一架，又翻着墙头回学校，正撞上两派武斗，被两派都当成了奸细，只好又捂着碟片一路狂奔。说到最后他总会笑起来，说人不混蛋枉少年，还隐隐然有些骄傲的意思，这时你决计想不到他是个北大的毕业生。
数学所的前辈们也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这种讨论，照现在学生们的话说，就是八卦。像苏老师这样学术好又漂亮的前辈自不必说，叶先生、喻先生、黄少，还有我的老师，也经常被提起。有一次说到老师，小别哥提到了一些让我记忆深刻的往事。
那是六十年代末，在我进所之前，老师还在读博士。那时候全国大串联刚过去，这股红色巨浪扫遍了全首都，到最后尾巴梢还是扫到了科学院这个右倾重镇。后台硬气的“04”（新技术局）和“02”（二机部）等等单位不敢碰，一批“地派”的大学生红卫兵带着“海淀分队”的红小兵就来数学所“革命”。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他们就这么闯进门来，举着木头牌子，高喊着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就开始到处贴大字报，说是要揪出科学阵营中藏匿的反动派。但是他们扑了个空，没揪到想揪的领导，愤怒无处发泄，便开始砸所里的东西。数论组不幸首当其冲。红卫兵和红小兵们不光要砸烂反动学术权威留下的墨宝和手稿，还要检抄反动书籍。其时正在坐班的邓复升前辈和几位师兄眼见维持数论组日常工作的资料就要毁于一旦，也不敢与他们对着干，只得苦苦相劝。可是口说哪里有用？最后邓前辈只得用身体护住一部分书籍手稿。
据说当时红卫兵们还是有些克制的，反倒是红小兵们，见邓前辈如此冥顽不灵，怒火上来照着邓前辈就动起了手。
我听到此，不由紧张起来，小别哥却像说相声一样将话口一收，卖了个关子，我忙问他后来如何。小别哥一挥手，说情势到最紧张的时候，组长收到消息赶回来了，为首的红卫兵看见组长却愣住了，你说为什么，原来组长是他本科时候的师兄！
这个造反派红卫兵与老师同出身清华数学力学系，因毕业论文是同一个导师带的，关系甚至还很不错。只是老师毕业后来了科学院，那个师弟继续留在清华，两人才算没了联系。此番在这样的境地重逢，两个人都有些意外。师弟先反应过来，苦口婆心劝老师不要做阻挡革命的逆流，半哄劝半威胁的话说了一大通，老师却只回了他一句话。
他说：你们把数学所砸了就叫革命？
见老师是铁了心要护着数论组、护着邓前辈和其他几位师兄，师弟的话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好在他终究是尊敬老师的，勉强命令红小兵们收了手——当然，革命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红小兵们砸烂了书柜盆栽和几盏台灯，又撕碎了一些不怎么要紧的书和论文，浩浩荡荡地往别的所进发了。
数论组这才算没有彻底推倒重来。
多年后我同老师闲聊时说起这事，把小别哥说书一般讲的故事又完完整整给他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小别哥渲染得英明神武的部分。他听完笑了，沉默片刻说，哪有这么夸张，其实当时我的手在发抖——当然，一半是气的。
我从没见老师对这事表达过愤怒，但我所知道的是，后来邓前辈回了老家教书，而那个师弟去了部队，混得很好，粉碎四人帮后又回来找老师“冰释前嫌”，老师只当从未认识这个人，没再与他来往过。
倒是有一次喻先生跟小卢提到老师，说他初进所时，听到的关于老师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件，所以他对老师一直有种“这个人很强硬”的印象，直到见到本人。小卢便问他，本人怎么了。喻先生就意味深长地笑，说他强确实强，硬却未必硬。
当时我听小卢向我转述喻先生的话，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所里的师兄弟总说老师难猜，我却觉得，喻先生比老师还要高深莫测。
10.直线距离两万两千里
我进所的第二年，组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
一个周三早晨，一封公函递到了办公室老师的桌子上，信封上印着一个校徽样的东西，图案很陌生，但是看着挺简洁大方。老师拆开公函读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过了半个多小时回来了，也没对我们开口说些什么。
我没怎么在意这件事，两天后也就忘了，谁知过了一个月，老师突然跟我们说，之前他受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邀请做访问学者，现在组织上批下来了，他下个月就启程去法国，大概一年后回来。
他说完这话，只停顿了三秒钟让我们消化这个消息，接下来就是一条一条的安排。把组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条不紊地安排完，老师问还有什么问题，小别哥才愣愣地说了一句，“巴黎高师啊！真的是巴黎高师？”
他的这句话说出了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惊叹。
后来回想起来，这件事要是在六十年代前半段，我们应该都不会觉得意外。六十年代前期我们的研究和教育水平都是很高的，有很多论著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先进水平。我的中学时代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可惜我没怎么体会到那段时间的好处，等我念到大学，也就是六十年代后期，情况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那个时候国内学术环境可以说非常不好，不独数学界，各界学术圈都面临着教育瘫痪和人员断层的问题。再加上意识形态挂帅，大家都在搞批判“唯心论”，对外交流也中断了。不得不说，当时要安心搞学术是比较艰难的。即使有一些保护，搞数学的同仁们也大多都响应号召被调去了国防军工技术部门，理论这“百无一用”的领域就尤显冷清。据梁方师兄说，那几年所长关起门来开会的时候总少不了长吁短叹，甚至还发牢骚说每年树上好容易才结几颗果子，都被别的单位摘走了，数学所干脆不要办了。当然，在当时所长这话是有认识问题的，往轻了说，政治觉悟低，严重些说，这是危险的反动思想。然而所里人多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听了这话也只会心地苦笑而已。的确，国家要发展，国防军工非常重要，调走的同志也都是去做了无名英雄。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人手不足，条件不好，再怎么艰苦奋斗，学术上也不及那些发达国家，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实。
但是老师因为他的研究收到了巴黎高师数学系的邀请函，可以说，全世界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向他敞开了大门，而当时的老师也才二十八岁。
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老师听到小别哥的话，指节轻轻扣了扣桌面，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意外，不太可能？”
小别哥连忙摆手，“组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师并没有立刻接话，而是看了我一眼。我心里一跳，感觉像是被他看穿了所有心思——当时我的确觉得这太意外了。
老师平静地说，“如果你们多看看国外的文献，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落后别人多少。不要总是觉得我们不行，其实——”他顿了一顿，“中国搞数学的人是很厉害的，包括在座的诸位。”
老师拿出巴黎高师的邀请函，又说，“没有你们，我也不会收到这封邀请函，这不是客气话。能坚持在这里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你们要有信心。”
老师这寥寥几句话说得我整个人都暖起来了。的确，上至数理学部的领导，下至所里的老师学生，很多人都在努力，当时又正值《数学学报》刚刚复刊，学术界在慢慢恢复秩序，我们这些“百无一用”的人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我看着老师手里薄薄的信封，第一次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背负了很多人的期望。我也是在那时做下决定，一生不离开这个行业，就这样走下去。
老师走的那天，我和小别哥去了机场送机，喻先生也去了。当时行李已经上了飞机，老师两手空空，主动同喻先生拥抱，还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两个人分开时喻先生拍了拍老师的肩膀，将一支钢笔插进他的上衣兜里。
老师要去学术水平很高的巴黎高师访学，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我见到喻先生望着老师消失在登机口甬道时脸上的微笑，心里就有些难受。飞机起飞了，小别哥招呼我和喻先生回所里。喻先生转过身问我，“小高，你知不知道北京到巴黎最近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我哪里知道，就茫然地摇头。喻先生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有两万两千里呀。”
我们都有些沉默，过了一会儿，小别哥叹道，“真远。”
喻先生仿佛有些心不在焉似的，应了一句“是啊，真远。”就没有再说话了。
一开始，老师不在组里的日子是非常混乱的。好在许斌师兄被老师提前叮嘱过，处理起日常事务没有太多问题。教学方面，各组都匀出人来帮忙接手老师的任务，本来该老师上的复变函数课由叶先生接手，组合数论课则由一位老先生代了，喻先生百忙之余还给我们开了一个密码数论的短期课程。研究方面无人可以替代老师，组里的课题进度也就慢了下来，所幸那时候没有什么大课题，慢点日子也可以过。
混乱过后，日子变得比较清闲。大家却没有因此松懈偷懒，课题任务轻，就自觉去看书。老师几乎每个月都有信来，信中提到最多的是我们这个领域国外的研究前沿和他自己的研究进展，还说会尽量带文献回来，敦促我们好好学英文。梁方和李济等几个师兄见老师基本不怎么提起法兰西的异域风情，不免有点失望，但每回收到信，依旧是争相传阅。
有位已经退休的老先生，与老师相熟，有次路过我们教研室，看见我们手里拿着老师的信传阅，神神叨叨的，说你们这帮学生呀，要提醒小王，不能犯政治错误呀。
我们心里不以为然，老师能犯什么政治错误。结果没想到，巴黎高师还真的给了老师一个犯政治错误的机会。
这事还是从半导体所传来的。当时跟老师同批出去的学者有好几位，物理所的张老师去了美国加州理工，半导体所的李老师去了巴黎高工，访学期间常跟老师来往。根据他的说法，巴黎高师数学系主任非常郑重地邀请了老师留在法国做副教授，给老师承诺了丰厚的待遇和优渥的研究条件，还会帮忙解决国内的关卡。
“那么老师怎么说的呢？”午饭后，我一边啃着梨，一边好奇地问半导体所的李迅师兄。
李迅师兄说，“王老师这不是都要回来了嘛！”
我忙不迭地点头，“是要回来了啊，但是他具体怎么说的？”
李迅师兄得意地一笑，凑过来有些神秘地说，“他说他的另一半在国内呢！”
另一半？我一时有些发愣，觉得老师话里的信息量很大。李迅师兄自顾自地说着，“不过好奇怪啊，没有听说他结婚了啊，难道是还在处对象？英杰，你有什么线索没有？”
我想了想，决定还是使劲摇头，继续埋头啃我的梨。
李迅师兄看起来有点儿失望，拍了拍我的肩，继续说，“人家系主任也很奇怪，王老师的资料里明明写的未婚啊。你猜王老师怎么说？”
“怎么说？”
“他说，谁说没结婚就不能有另一半了？”李迅师兄“啧啧”感慨，又拿胳膊肘碰了碰我，“还没结婚就这样了，王老师该不会冲人家女同志耍流氓吧？”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个时候的男女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红线的，谈恋爱似乎是见不得人的事，恋人间稍微亲近些就有耍流氓之嫌。听李迅师兄这么一提，我脑中突然出现老师对喻先生“耍流氓”的场景，吓得一口梨没咬住，呛出了满眼泪，半天才接茬道，“老师才不会耍流氓！为什么你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啊，该不会是编的吧……”
李迅师兄见我质疑他的专业精神，十分严肃地说，“这都是他自己说的呀！当然，也有我们组长逼问的功劳……”
我寻思得快些结束这个话题，恰好梁方师兄来找我，我便告别了李迅师兄离开了。但他的话依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导致那几天我看见喻先生，总会想起牵手和亲吻等等所谓“耍流氓”的场景，很是闹过些红脸。喻先生很快有所察觉，还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极为尴尬，不能说实话，又不擅长说谎，只好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喻先生再聪明，也难明白个中情由，也只得莫名其妙地任我去了。
一年的时间说长很长，说短倒也很短。老师回来时，只是头发长了些，衣服是件新衣服，别的没什么变化。那时候关于“另一半”的传闻已经传遍了全所。我和小别哥去接机，我们俩人犹豫了好久，还是没敢问那“另一半”的事。坐着班车回到所里，我们碰到抱着几本作业的叶先生。叶先生非常直接，一开口就问老师什么时候发喜糖。
老师乍一回来，听到这样重量级的问题，不由愣了一愣，说，“什么喜糖？”
“你和你的另一半啊，所里都知道了。”
让我有点吃惊的是，老师皱起了眉头，居然看起来有些紧张——我还是头次看到他这样。他说：“所里——都知道了？”
叶先生笑了笑，“嗯，都知道你瞒着所里处了对象，卯足了劲要把你对象挖出来。”
不知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老师好像松了一口气。他对叶先生挥了挥手，说，“都是没影儿的事，没什么可挖的。”
叶先生便说，“你还挺护着他的，有影没影你自己心里清楚啊。不过其实你没必要这么紧张，大家也就是起个哄，连真相的皮毛都没摸着。”
说这几句话时，叶先生笑得十分高深莫测，我瞧着老师拿叶先生没办法的神情，顿觉身上一阵冷飕飕，小别哥偷偷瞅了我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有同感。
对于老师这个“另一半”，数学所人人当起了大侦探，大家一会儿柳师姐一会儿唐师姐猜得不亦乐乎，更有甚者猜到了遗传所楚老师那里，差点惹得物理所张老师生气。不过当事人始终不做正面回应，大家的热情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散了。
倒是老师回来的第二个星期，喻先生给我们的短期课程上最后一堂课。他空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衬衣兜里又插上了一支钢笔，英雄牌，笔身是黑色的，金色的别扣已经褪了色。我无意中留意到那支钢笔，便不由自主多看了几眼，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怎么看怎么像一年前喻先生给老师的那支。
我当时傻傻地想，假如老师真有一个什么别的“另一半”，也不会比喻先生更好吧。
后来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老师在法国访学期间一点时间都没浪费，发了好几篇论文，最后还带了几大摞书回来，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人被审查了一段时间，翻来覆去也没盘问出什么问题。书被扣了一部分，大部分还是被抬回了所里给大家瓜分。领导谈话谈了几次，表彰会也开了不少，给老师折腾得有些不耐烦，有次我还听见老师同喻先生开了个非常不合适的玩笑，说开起会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差不多。不过老师没让这些影响自己的事儿，一回来就马不停蹄捡起了丢在国内的课题，几个平时偷了点小懒的师兄顿时手忙脚乱人仰马翻，加班加点发挥出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才算让老师很满意。
过了不久，听说老师的一篇论文在国外影响很大，还拿了奖，奖金归所里，组里买了几个苹果分了就算是庆祝。当然，这在老师的学术生涯里是比较大的事，但是对他的生活似乎也没什么影响，照旧是每天三点一线，十分规律。
即使是评上副研，老师好像还是那样，只是开的会多了些，叫他老王的人多了些罢了。再后来政策放宽了，喻先生也评上了副研，还分到了房子，虽然也只是个小房子，但好歹不是人多杂乱的单身宿舍了。喻先生评上职称那天，黄少比谁都高兴，在办公室里聒噪地分发他家里寄来的南方特产。老师也尝了一点，似乎不太喜欢。喻先生就乐呵呵地同他细说南方的小吃，说到最后，倒是把他自己说馋了，便约了老师晚上去他新家试试他的厨艺。
眼见所里很多人都成了家有了孩子，老师和喻先生却始终没有结婚。有一次几个相熟的同事去喻先生家蹭吃蹭喝，老师和叶先生也在场，有记得当年那点传闻的人找老师讨迟迟不见踪影的喜糖，最后却莫名其妙被喻先生用广东甜点糖不甩给堵住了嘴。叶先生依旧笑得高深莫测，我却不再觉得冷飕飕，反倒觉得心里暖暖的。
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地过去，我也从小高成了高老师。回想起来，我的两位导师的故事，说起来可就没个完。然而这些故事说得再多，听起来也只是故事，其中的酸甜苦辣却是有人在品尝体味。我一个学生说我是个拥有“正能量”的人，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他是在说我能让人感受到一些正面的东西。不过我要说，倘若说我有一点成就，那得感谢我的老师手把手带我走上并不那么好走的学术道路，倘若说我能够看见生活的美好，那得感谢有两位值得尊敬的人教我睁开双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