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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我还是会想起和F在纽约中央公园见面的那个下午。
晚风和煦，行人和他物已然在我眼中隐去，我站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看过去，所见图景不是我熟悉的小径和树荫，只见到一个蹲坐在鸽子旁的金发的青年，身边环绕着许多跨越时间来到此处的熟悉面孔。
此为他一路走来收束在手中的伟大，那些人生长在他的血肉和脊骨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朝着他所面对的方向并驾齐驱，一力前行。最终，他们凋零在这巨像的座下，变为一行隽美或犷然的铭文。
我忽而想起十四岁那年他初见我时就提到过“牺牲”这个字眼。在很早之前，阿尔弗雷德·富兰克林·琼斯就已经预见了我的未来，此后十年里，他无一刻不在警示，无一时不在挽留我的生命。但我还是走了。他第一次送走我时轻推我的左肩，告诫我不要回头的话语，成了我命定的诅咒。
SOPA立法失败后，我继续活动在各大评论论坛，开放获取网站和几家有线电视媒体的节目上，大量谈论反政权监视，开放自由网络的议题。
一年间[1]，检院逐渐掌握了更多我企图利用网络信息颠覆政治的犯罪证据，根据至今从未修订过的《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2]，特遣队和检院巧立各种名目，继续压迫我，用扣押和罚款的方式拿走了我所有的财产，反复起诉，并威胁要剥夺我的人身自由。
停止一项法案不是我的使命，只是我恰好在路上遇见的，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我明白前方仍然道阻且长，事事艰难。但于我，能承担和给予的事已经到了极限，一次奋力的燃烧后，已然耗尽了我此生所能供养给这世界的力量。
这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停在我头顶已然将近两年，在它悬而未决时，我沮丧过，害怕过，想要逃走过，而当它真正笃定地朝我步步逼近的过程中，我已然将这与它相遇的死志深埋在心脉，只待那一刻降临。
有人曾说我是个不算坚强的人，我没有否认，后来演变成了不愿承认的固执作祟。而现在我明白了，过去仍是很好的一年。世界末日没有发生，父亲母亲还在为逾越节的饮食小吵小闹，弟弟们从大学毕业，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而我多年来收到的众多预示汇于一线，就快要迎来结果。
2013年一月，我再次收到了他的信。
话说得像过了很久，实际上，阿尔弗雷德几乎每三天就会给我发送一封匿名加密电邮。我收到时，知道是他，毫不犹豫地一律删除了。我现在被监控和跟踪的力度远胜从前，白宫对信息技术的加强针对发展也让我的信息防御系统岌岌可危。我不想在他发来的东西里留下任何阅读痕迹，供有可能存在的第三人去追踪内容和源头。
他不愿放弃，最终我还是收到了一封信。
富兰克林说过，他不会救我，可是他说谎了。那个始终年轻着的人，面对生长在他理想上的人们，总是想要奔去拯救。
“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漂泊不定。”
这是剧本中的一句台词，彼时我以为是属于剧作家的表演欲作祟，总是将话语引朝诗意的方向。现在我躺在床角，忽而明白了老头八十九岁时在电话中留给阿尔弗雷德的这句堪称遗言的话。三年前阿尔弗雷德跟我谈起阿瑟·米勒的葬礼，引来我一阵怅然的自省，三年后我偏安一隅，活在弥留之际的边缘挣扎着呼吸，还时不时回想起那日的谈话。后来他告诉我，为一些人的生命终章拉上帷幕是他工作里不算大的一部分。
“事情在变，我不介意多送走几个人。”他自语时，总是远视着，像在回忆和寻找什么，“一个又一个可被称作伟大的美国人在我面前自戕而去了。在许多种死亡的方式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种。”
“也许是我没有成为他们的期待，才让他们失去了我。”
“又或许，我们会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静待那个时刻的到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字一句道。
那个梦会破灭吗？会让一切都显出鲜血淋漓的残忍吗？会的。但在这之后，太阳不掩其身，活着的人抬头远望，仍能面对那辉光奔来的方向。
“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漂泊不定啊。”在一月寒冷的室内空气中，我仰躺着，吟唱一般地说出了这句话，不知道是对谁。
《萨勒姆的女巫》的结局中，约翰·普罗克托想过认罪，接受那子虚乌有的指控，以妥协换取之后蒙上罪人印记却安定富足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是，不义法庭的裁决之下无人生还，若谁在此处退后一步，此后仍需再退许多，直到将自己逼至退无可退的角落，画地为牢，困死在囚笼之中。
于是他反悔了——绞刑架上接连的死亡是一场公开的荒谬表演，每多死去一个人，人们心中的疑虑就多一分。总有一个人，在被推下木板的瞬间能成为破空惊雷，点亮阴霾的天空。然后人们回忆时会说，那一日，我们醒来了。
那一日到来了吗？我不知道。
我拿着这封薄薄的信在床前站了一个小时，走进厨房，点燃后冲进了马桶里。
该走了。
我会是下一个约翰·普罗克托吗？阿尔弗雷德说，也许吧，亚伦。
“但在那之后，萨勒姆镇天光乍现，人们一齐举目而视，仍有无尽的希望，仍有许多段可以逆转的命运。”
如昨日重现，闻言，我登上这濒死之乡的绞刑架，立于高台俯视这千万人群和将我送至此处的人。藏在人群中的，有一双含着阴燃浮冰的眼眸，切切地望向我和我身后的太阳。
我始终没有失去过他。我是我自己的英雄，是他的旗手。夕色迫近，他抬起头强去凝视，被刺得满面泪痕。
“请你日后一定一定还像遇见我那样，给能为理想之城的基石填入骨血的人们希望。”[3]
因这死乡活过漫长凛冬，仍有一袭早春的风将迎去。
P.S.
2013年，亚伦·斯沃茨在纽约一间公寓里自缢身亡，时年26岁。
同年，各大城市爆发游行，为亚伦斯沃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扬旗示威。黑客组织“匿名者”入侵MIT网络，提出诉求，改革计算机犯罪法，改革版权及知识产权法，提供自由互联网。众议员Zoe Lofgren和参议员Ron Wyden联合着手推出新案，以改革《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改革法被命名为《亚伦法》（Aaron’s Law Act）。在亚伦逝世几周以后，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少年登上了新闻。他通过阅读亚伦早期公开的学术论文，想出了一种提早检测胰腺癌的方法，在和许多大学联系之后，开始了研究，在2013年取得成果并开始测试。
[1] 斯诺登“棱镜门”披露爆发前一年。
[2] 《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颁布时间为1986年，是一项漏洞百出、不合时宜的落伍法案。到了九十年代末期，随着各项计算机技术发展，适用度已经几乎为零，但其严苛，细节不明的法条还是为许多所谓的计算机犯罪定下了莫须有的重罪罪名。
[3] 如前文述，瑞贝卡·米勒对阿尔弗雷德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