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柏林，1996年。
冬天总是来得早，十一月初的天下午就黑了。今年煤炭供应量少，整个社区的人都省着烧，我的大衣不够厚，羊毛袜是七、八年前西边亲戚偷偷寄来的违禁品，裹在脚上犹如一层纸，母亲说，等我毕业我们就回荷兰，那里比较暖和。
我坐在洪堡大学阶梯教室，暖气片发出垂死的嘶嘶声，像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咳嗽，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霜，透过霜花的缝隙，我看见远处建筑楼顶的苏联红旗在风里翻卷，没有人去管这面褪色的国旗。
讲台上，赫尔曼·米勒教授正在讲宗教改革。
“如何得救，是整个基督教教义的要点，是最为重要的信条，神学中的一切争论都必须以此为依归。路德在《论称义》中写道，‘恶行是完全坏的，因为他们是从一个坏透了的心发出来的。善行却不是彻头彻尾地好。即使在一个正直的基督徒身上，也找不出完全的善行来’……”
卡珊德拉悄悄凑到我们几个人耳边，“他的声音像生锈的锯子磨过木头，你觉得合唱团里有人能模仿这种声音吗？”
有人噗嗤一声笑了，我轻声说，“我相信这只是天气干燥的原因。他需要补充水分。”
我摊开笔记本，钢笔悬在纸面上方。
如何得救。
我低头写下这几个字，笔尖在纸上停顿了几秒，黑色墨水洇开小点，像一颗死去的星星。
“路德主张人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被神算为义，而不是因为遵行律法或个人善行等行为，此辩证法旨在解决天主教与改革派之间关于‘因信称义’和‘因行称义’的争端。此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宗教改革，将‘因信称义’发展为‘预定论’体系。”
教授停下来，扫视教室，五十多张年轻的脸，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在交头接耳，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移开目光的人，他点了我的名，粉笔在手里转了个圈。
“伊娃·斯特拉特小姐，你从荷兰来，荷兰是加尔文宗的故乡。你怎么看待‘预定论’？你是否认为只要发于善心，恶行也能被称为义，这样意味着行为无意义吗？”
好几个同学回头看我，我在教授的注视下站起来，椅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预定论说，人的得救或沉沦是上帝预先决定的，与人自身的努力无关。”我看着课本，缓缓答道，声音比我想象的要稳，“但这不等于人可以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行动中确认自己是否被拣选，行动不是得救的原因，而是得救的证据。”
米勒教授微微点头，带着期待，“所以？”
“所以，一个人做了一辈子善事，仍然可能下地狱。一个人做了一辈子恶事，仍然可能上天堂，关键在于他是否被拣选，而这是人永远无法确知的。”
“那人们为什么还要行动？”
我想了想，就好像心中一早就有了答案，“因为不行动，就永远没有义的证据，永远无法被拣选，永远无法得救。”
米勒教授看了我几秒，嘴角浮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请坐下，斯特拉特小姐。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加尔文主义者——或者一个很好的‘罪人’。”
他说“罪人”时，语气轻得不像在批评。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的边角，在“如何得救”旁边，墨水干透之后，那几个字看起来像环绕着星星的墓志铭。
后来在我成为罪人的时候，常常回想起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