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遗失的南境》paro（电影《湮灭》原著），内容大量参考原著，梅褪（女褪），带有大量葛孚雷/玛莉卡（无左右意味），标题取自狄兰·托马斯：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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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声把我吵醒，水滴落在亚热带阔叶植物的叶面上，细碎的声音蕴含着某种私语般的信息。雨从破裂的窗口飞进室内，窗下已经积攒了一小滩水迹，如果雨依旧不停，它还会继续蔓延，直到把放置在靠近门窗的木板都沾湿。这里湿度高得让空气难以钻过呼吸道，它们拥堵在气管里并且不断膨胀，几乎要把器官挤压破裂。
在经过四天艰苦跋涉后，今天傍晚我们终于穿过森林，来到新的过渡区域，再往前走就是沼泽，沼泽距离大本营只有一天的路程，距离海岸线则只有一天半。这里留有曾经生活的迹象，一座砖石房屋像是三十年前郊区会见到的那种最便宜的建筑，或许上一批勘探队也在这里驻扎过，距离房屋约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座稍岗似的棚子，里面还留着几个空烟盒，是两年前流行的牌子。在确认此处暂时没有威胁且前方并无落脚处后，我们决定在砖石建筑里扎营，休整一夜，由我和勘察员换岗守夜。
我们一行四人，俱是女性，同之前所有勘探队一样，成员由一名心理学家、一名语言学家、一名勘察员、一名生物学家组成，心理学家比我们年长许多，作为领队对这次勘探进行整合。被选进勘探队的成员都经历了为期两年的考察与训练，内容包括对于勘探区域的认知、基础的生存技能、必要时的武器训练。前者本应最受重视，然而教学却隐藏了许多关于x区域的关键内容，勘探队中没有人掌握了相似的信息。
这一海岸线附近的变化开始于半世纪以前，它以每年两英里的速度向外推进，然后几十年前的某一天停住了，从外面向里看，只能看到森林与黑暗，只有通过“边界”仅有的三个门户才能看到目眩的白光与色彩。
三十年前政府接管并封锁了整个区域，成立南境局对其进行研究与控制。勘探活动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政府活动的称呼，就连参与其中的成员都被这一形容所迷惑，外界能获取的只有环境保护者对于此环境污染、辐射泄露的抨击以及对项目中不可避免的亏损的质疑。但是答案是什么，我想南境局并不能回答。
南境局在不同时间段安排勘探队进入x区域，有时每年一支，有时几年一支，他们从不同的门户进入x区域，依照三十年前该区域的地图进行探索，经过约6至7天的跋涉，抵达目的地——海岸的灯塔。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小心翼翼坐起身，一旁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背对我睡着，呼吸短促，如果不是依靠某种规律性的吐息，我几乎要认为她们也都醒过来了。透过灰蒙蒙的玻璃和大雨，夜色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不远处作为临时稍岗的棚子下有一簇火光，它摇曳着仿佛在呼唤什么一样。
我起身套上外衣推开门朝雨中走去。
走到一半，远处灌木丛中响起野兽匆匆行过带倒植被的声音，我在原地站住，膝盖微微弯起，上身下压，期望借此能听清更多声音。灌木枝干被折弯的声音更大了，它在慢慢靠近，近似呜咽一般的叫声也越发清晰，只是暴雨扰乱了我的听觉与分辨能力，我缓缓躬身把手伸向小腿侧，那里藏着一把刺刀，在勘测任务开始前我把它收在那里，这引起了勘察员的不满，她始终认为这意味着不信任，于是进入x区域后我把它藏了起来。
声音愈响，它似乎正试图绕开我们在营地附近设下的警戒线，期间夹杂着金属带起皮肉的声响，我因无法分辨方向而心烦意乱，手指摸到木质刀柄的那一刻这种烦乱终于减缓。因为贴近身体握柄比手掌还要温暖，我握紧了刀柄，开始把它从绑腿间隙中抽出来。
距离稍岗还有三百米，我们唯一一把枪在勘察员手中，呼叫不知道会引来什么。我身后是驻扎的房屋，但它缺乏任何安全保障，转身或开门的时间都会带有某种危险的可能性。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跳声已经盖过了雨声。
它的步伐变慢了，声音也弱下去，四围只剩下暴雨的声响，就像有一根针从我脑中穿过，提着我的脊骨向上拉扯。
我以一种戒备的姿态立在那里，突然感觉到一阵风，或者应该形容为一阵气流。
不是气流，是呼吸。
呼出的气顺着后颈划入脊背，针终于钩动了我的椎骨，尖叫被压进喉咙，我猛地抽出刀拧身向后劈刺，没管它是否已经割断了腿上的绑带。余光所及，勘察员终于从火苗旁缓缓站了起来，她的面孔朝向我，手中空荡荡的，枪不知道被她放在了哪里。
我顺着挥刀的惯性转过身，然而预想的怪物没有出现在刀尖指向的位置，我的刀正对着一双金黄色的眼睛，它平静地凝视着我。劈砍的动作正如它发起时来势汹汹，收住时也让手臂肌肉发酸。我看着那流转着奇异光彩的金色，深吸了一口气。这并没有让我放松下来，然而野兽的声响确实消失了。
“你看上去吓坏了。”眼睛的主人声音放得很轻。
“你在找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听她的答案，勘察员高声呼唤我们——
“嘿！你们没事吧！”
刚才坐在一旁毫无知觉像个帮凶的勘察员高声朝我们呼喊，她快步走过来，这次怀里揣着枪，目光从我手里的刀挪到我的脸上，又从我的脸移向心理学家的脸。她的枪口微微偏移，难以分辨那是朝着我还是朝着金色眼睛的心理学家。
但是这不重要。
我解释说：“我刚才听到了声音，我猜和这些天来黄昏时听到的声音来自同样的……生物。”
“我也听到了，但是我以为那只是风声或者雨的声音。”勘察员耸了耸肩，“我看见你从屋子里走出来，还以为到换班的时间了。”
“时间差不多，你去休息吧。”
实际上我对此时是什么时间并没有概念，这片区域的天色从不由常识约束，但此时我深知此时休息与睡眠于我无益，于是接过她的枪，冒着狂风暴雨朝摇摇欲坠的棚子走去。
心理学家跟了过来。我在稍岗内看向她，她金色的眼睛在夜色里异常明亮，像是一簇火苗或者一盏灯。
心理学家很高，身高超过六英尺，一头金发枯干如稻草，被水淋湿以后颜色变深，编成一缕搭在肩上。她自然地走进来，坐到我身边，我们体格都算不上小，一时间这个稍岗变得拥挤起来。
这个棚子像是留给发情期的羊交配时使用的木屋，粗糙的木桩没有被修理过，靠近地面的部分颜色发黑，散发着一股木头腐烂的气味，水槽被当作临时的桌子，木板上还钉着几枚生锈的铁钉，曾有勘探队在这里记录或保留一些东西。
衣服被浸湿后散发的水味包裹着我们，她安静地看着我，但我不准备理会她。我拿出刚才使用的刺刀，刀刃约长三十厘米，两侧带血槽，握柄模仿最早佩刀使用木质，为了符合我的手掌长度、宽度与抓握习惯，它精心修改过。
X区域的环境具有某种容易令人沉溺的性质，它透过黄昏时呜咽一般的嚎叫、沉静漆黑的水面以及腐烂得近似泥土的枯叶观察你，又像植物一样透过而不是寄生于你体内观察外界，这种感觉诡异且奇妙，然而其隐藏的恶意与危机我并不能与其他同行的人交流。每当此时我都会试图从那柄军刀上找回一些安慰。
我手指不断摩挲着它打了蜡的握柄，指腹划过其上盘踞的蛇与火焰，这两年思考时我总无意识会抚摸它，它变得有些打滑，勘察员第一次看到它时曾说这是一把好刀，就是握柄太旧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活，她建议我去换个工程塑胶，还询问过我是否需要帮助，她可以替换它。
我拒绝了。并且为了从此断绝她的念头，我告诉她这是我丈夫为我打造的，而我丈夫上一次执行任务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她脸上露出一个冒犯且被冒犯的表情，大声对我说一句对不起请节哀。
心理学家的目光从刀上掠过，她说：“他真是个手巧的孩子。”
“你这样违背了咨询师守则。”我做出陈述。
“嗯，但现在你不是受访者，我也不是咨询师。”
“你是心理学家。”我指出来，“这是你为自己准备的身份，你要扮演她。”
她反问道：“那么你呢？你会遵守它吗？”
她使用的是遵守，我使用的是扮演，这其中有微妙的差异，我觉得有些好笑，尽量控制语气使得自己不要过于刻薄：“我会像你一样遵守。”
雨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期间有一只野猪从不远处的灌木中探出脑袋，它侧过身子，头偏向另一侧，眼睛黏在稍岗与残屋上，目光中带着令人不安的专注，仿佛某种意志在强迫它靠近这里，并试着理解我们出现在此处的原因。
心理学家从水槽上拿起枪，做出一个准备射击的姿势，然后野猪缓缓从灌木丛中退出，消失在森林中。那条路我们刚走过，今日却只能看到硕大而无边的黑暗。
三十年中这里的环境呈现出丰富过渡化，沼泽与森林以远超同纬度与海拔的速度把分布在不同区位的地貌融合在一起，它们彼此渗透，组合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态景观。
语言学家和勘察员从屋内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地打开了罐头开始进食。我们准备的物资只够四人前往海岸线，南境局声称大本营内保存着足量的密封的补给，我不确定这份补给是哪一支勘探队留下的，两年前，三年前，四年前，但是留给我们的信息并不足以让人做出判断。
“说真的，那把刀你最好把它收起来，或者交给我。”勘察员拍了拍我的肩膀，似乎试图减轻她在说这句话时越界的程度，“它太危险，不适合新手使用，你看，昨天你差点就伤到心理学家了。”
“那是她自己的问题。”我说道。
闻言，心理学家露出一个令我感到恼怒而毫无歉意的微笑。
勘察员耸了耸肩，并不准备继续在这个话题上和我纠缠下去。简单的休整后我们开始向南部出发，越过过渡地带，进入沼泽，继续向海岸线前进。
事实上我已经快要忘记这把刀是在什么情形下递给我的。
我的丈夫自成年后就开始为南境局工作，他常年奔波在南部海岸线以外的地方，为不同区域的勘探队提供勘测与安保服务。很早以前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建议他减轻外出的频率与强度，最好换一份工作——他的背部亟待休养，生活作息需要调整，否则脊柱扭曲的程度迟早有一天在暴力冲突与环境危机以前击溃他。
但身体情况并没有阻碍我的丈夫，有一段时间里在我的领域总能从专业程度尚可的刊物上看到他的面孔——又是一场科考队的胜利，又是一曲人类的凯歌，他们征服了北极的无人区、潜入漩涡暗流密布的深海、涉足就连当地人都知之甚少的处女森林、从百米高的瀑布上一跃而下发现了已保存了千万年的鱼类，他们往往疲惫却精力十足，脸上带着笑，聚合在一起比出各式各样的姿势，彰显出人类这一高傲的物种为证明自己主宰世界做出的努力。此时只有一只右眼的苍白男人就站在一旁，有时是一侧，有时是身后，与环境融为一体难以分辨，好像森林中有一棵树就应该长成这样，有一株灌木就该生出红色头发，他安静地看着一处，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场胜利之中。
由于我们彼此工作的性质不同，尽管在工作过程中接触的内容是相似的，但方向却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从未提出要他参与我的勘探与调研工作。于是我们的婚姻生活出现一种奇异的误差，往往当我工作结束回到家时房子里空无一人，而凌晨五点醒来时前一天并不存在的男人正安睡一旁，身上还沾着沐浴后的水汽，半张脸被头发盖住，长手长脚抱成一团，像冬眠的蛇一样蜷缩起来。
他会在我准备好早餐以后从房间里出来，身上带着长期在外奔波的疲惫，任何人看了都知道那是一张缺乏休息的脸。
我们一起共进早餐，进食时两人几乎从不说话，然后他会把餐具放进水池清洗干净，从丢在门旁脏兮兮的行囊里拿出准备好的礼物。有时是一块手工制的桌布，五颜六色的棉线在黑布上描绘出复杂的图腾；有时是泥土烤制的杯子，粗糙到只能用来插家门口摘的不知名野花，上面还粘着巨大的手印；有时是藤条编织的餐垫，用焦黄上色，沾了水变得斑驳又廉价。
他对这些礼物不做任何解释，而我负责在之后的日子自己猜测它们来自何方，然后亲身前往，解开它们的谜题。十年来我们乐此不疲地玩着这个游戏。
“少有的失败，我的想象力已经到了头。”我把一叠过程性的推测放在桌上，向他举手投降。
“你会需要它的，不论它来自哪里。”他似乎对于这场胜利并不意外，只是把刀递给我，刀鞘还搭在椅背上。它泛着琥珀色的光泽，手掌贴着握柄像螺母嵌进钉孔。
我接过刀，让自己靠在他身上，硬邦邦的骨头硌在后背，随着我的丈夫的呼吸和说话而起伏颤动，像一座有生命的山脉。我半开玩笑问道：“你希望我用它做什么？切断藤蔓，狩猎兔子，还是把某个人喉咙割开？”
他没有回答我。
这把刀或许是一场失败游戏的战利品，因为我无法找到它的归属，它孤零零挂在我们床头，当时我把它当做一种警示，如今把象征着安全的实体从家里带到危险的工作场所，它却成为某种庇护的象征。
继续向前走约一公里的距离，树木已经变得稀少且更加扭曲，湿地沼泽的地形逐渐展露，水蛇与海豚在内陆河流与湖泊里嬉戏，时而有斑斓的鱼群从岸边一闪而过，水鸟滑翔，在水面上投下巨大阴影。繁密的芦苇丛中常飞起一种难以辨认的鹤，一切都被“荫蔽”在过渡的环境带中。几只白色的水鸟在远处矗立着，我的脑海中总能接收到某种画面，它们仿佛远远凝视着我们，带有某种意识。语言学家把红色的绳结系在森林末端的树上，并打上一个无比复杂的结，她声称这将在返回时为我们指明方向。
我从沼泽的起点就开始采集水体，黑黝黝的水面纹丝不动如同镜子，可以映照出凝视者的脸以及半空中飞过的鸟群，我们只能在岸边活动，深水中藏着更危险的两栖动物。
X区域沼泽内的水在分离皿中与x区域外随便找一片水域采集分离后看上去没有区别，语言学家好奇地凑近盯着它看。
“你携带了可以对它进行分析的仪器？”语言学家问我。
这并不是一个灵光的问题，自第一期勘探队的悲剧发生后南境局就开始管控并不断减少勘探队所携带的现代设备，直到我们出发时，身上只背了略微改良过的老式猎枪、统一的勘探日记本、协助心理学家进行调整控制的“黑色盒子”，南境局宣称它具有定位的作用，但这只是一个骗局，它没有任何物质意义上的作用，它只是一种“催眠”的辅助。
“目前没有。”我说。
我为南境局做了十年x区域附近海域的水文监测，然而从未有勘探队能够把x区域内的水体带回来过。我们手中的材料少得可怜。但我不能对语言学家说明，“但是我感到好奇，如果能发现之前勘探队留下的设备，又或者它会跟着我们一同返回的话，那么它就会有用。”
“那设备少说已经在这里放了二三十年，或许还是期待后者比较好。”语言学家情不自禁朝水面探下头。
当我和语言学家站起身，勘察员快步朝我们走来，神情凝重，握住枪托的手因为用力而泛着白，她吞咽了两次，话语被某种犹疑和恐惧淹没，她在原地站了片刻才说：“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我和心理学家沿着这条小径一直走，在右侧的草丛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洞。”
异常地形。我很快就意识到她说的是什么，一座深深插入地底的灯塔的形象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进入x区域的“门”以后，我们花了四天才真正确定了方向与位置，南境局给每一个人的指令都是前往大本营进行生态勘测，然后再继续前进直到矗立着灯塔的海岸线。这一切背后所指向的实际是它——我形容为一座倒置于x区域中心的“塔”，局长坚持要以“异常地形”称呼它，于是汇报时我们的用词总是交错而混乱，尽管实际上都是在形容同一个地形景观。
但至少我们一致认为它与海岸线的灯塔相对应，是环境制造的参照。
此时我意识到我必须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解勘察员和语言学家的思考过程。我无法抑制一种要从大脑中跳跃出来的激情，于是只能把话题拉向另一侧——
“心理学家呢？”
“她在洞口等着我们。”
才怪。我在心里反驳她。然而等我们抵达洞口，心理学家确实好端端站在那里，面色凝重地望着我们，似乎她本人也深受这一“特殊发现”的困扰。
它直直插入地下，还未靠近洞口就能闻到蜂蜜腐烂的气味，洞口四围被不知名的野花包围，枯叶混合着松针落在洞口，吻部硕大到难以维持平衡的蚂蚁沿着边缘缓慢爬行。
那并没有为它增加任何隐秘性。电筒的光照下去，可以看到一级一级像是台阶的石坎还有平台一样的分层。我坚持称之为“塔”。
“之前勘探队的日志中没有人提到它。”语言学家从前一夜被暴雨淋湿的文件袋中拿出地图，凝视着洞口，以一种困惑而恐惧的口吻说。
“至少这一部分出现了问题，”我说，“它要么是被之前的勘探队遗漏的，有人故意从我们的地图上把它抹去，还是前一队勘探队进入x区域时它尚未形成，我们无从得知。”
撒谎。我在心里给自己下判断。是第二项。
“没错，我们现在所知有限，”心理学家认同道，“不如先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然后再做决定。”
又是一个谎言。
接二连三的休整让所有人都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在扎营后勘察员与语言学家迫不及待开始讨论起关于“塔”的计划。这一过程繁琐而失去它本该有的意义，在某个时刻，我们终于达成了一致，明天清晨对这座“塔”进行全面的搜索。
我猜测心理学家对我们进行过心理调节，即所谓“催眠”，正如我们在训练时所接受的一样。局长曾向我许诺会尽力避免我被心理调节所影响，我并不信任她，然而如今这种脆弱的承诺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岌岌可危。
十三年前第六期、第七期与第八期探勘队带回的笔记中，有复数个成员曾提及这座直通地下的建筑。南境局将它们同第一期勘探队的录像一起保存在收藏室里，它们从未对后来的勘探队公开，并且不论是南境局本身还是“总部”，对内都宣称这三支勘探队遭遇危机，这是一场巨大的失败，无可挽回的损失，于是当时担任南境局局长的人被带回总部进行长达一年的审查，南境局和总部的权力结构被重新排布，而我也借此从学会调入南境局。
当时我怀抱着一种信念，在这个休眠的秘密最近的位置，我得以窥见生命与环境动态平衡的可能。这种渴望超越其他一切，成为我进入南境局并加入勘探队的动机。
当你在记述“异常地形”时，你已经假设了此处“正常”情况下应该展现什么样的地貌，于是你不会明白那些缝隙中实际上合理的部分。南境局的研究员大多在做无用功。
社会学的理念中，“进入”的概念尤其重要，尽管把它移植到x区域并不合适，但我想我依然要说，如果不进入边界，所有努力都是枉然。
这座建筑直径61.4英尺，高出地面7.9英寸。楼梯井位于正北或接近正北。它由石头和碎贝壳构成，没有金属与砖块。而心理学家试图向其他两人解释，“它不在地图上只不过意味着或许是一场暴风雨让入口显露出来了。”[1]
对于语言学家而言这似乎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对于军队出身的勘察员而言效果适得其反，当心理学家说出这句话时，勘察员拧起的眉毛变得更加扭曲，她眼中盛满怀疑。在她的观念里，或许领队会获取与她们不同的信息，而此时这位领队正在试图隐瞒。
尽管日头升起，阳光依旧难以通进这座塔中，还未进入内部昨天闻到的气味就冲进鼻腔直达大脑，整座塔都散发着生物的气味，近似于口腔中腐烂的食物的味道。踏入塔的那一刻我觉得皮肤一凉，阶梯十分柔软地接住我们，墙壁与阶梯的材质十分相似又比阶梯更加粗糙，好像建造的人在完工时偷工减料。
下了几层后我停住了脚步，甚至想要转身逃走。
塔在呼吸。
“你还好吗？”心理学家回头问我。
“我有些喘不过气。”我说。
勘测员脸上露出了然的神情，而心理学家却深深看了我一眼，我从她眼中看出相似的不安，但其中还夹杂着别的什么情绪，我猜那是兴奋，我以为那是一种异常的欣喜。
作为副局长，我和局长已经查阅过整个南境局甚至总部所能掌握的材料，第一期勘探队的录像至今都是一种被南境局视作理应缄默的记录，局长默认了这种近似信仰的尊崇，她自己本人同样以身作则，除去两年前从总部调回南境局时借整理之名重新阅览了一遍日志外，她再也没有踏进收藏室一步。
这其中也存在着一种失常。
局长读报告的速度很快，信息获取得很准确，这让她在看报告时像个机器人，金灿的双眼就是她的镜头与扫描仪，对档案报告单纯做着扫描与选取。当局长把第一期勘探队的访谈录像与文字化报告拿出来的时候，她扫描的工作如旧。
她飞速浏览着着第一期勘探队的内容，翻动纸张的速度很快，一开始像在强迫自己寻找什么，后面变得更像是在因为无法忍受而逃跑。精密仪器往往不会出错，但读取到某一处时程序稍微出现了卡顿——她在某一页顿住了，手指在那一页某一行来回滑动了两次，应该是两次。她脸上所表现的平淡跟她的动作并不协调。
我认为这是一种失常。
这种失常对我而言并不陌生。
第二期勘探队所有成员吞枪，第三期用子弹射杀了彼此，南境局声称调查工作暂停了近三年，虽然第二年开始派遣工作就照旧了，但此后我们开始招募具有复合背景的社会人士加入其中，然后有了第四期第一批，第四期第二批，如此排列，勘探成果参差但稳定，直到第十一期。
从第四期勘探队开始绝大多数成员都得以生还，但我不愿称之为“回来”。我在证明材料上写下上百个“Surviving”，然而第十一期的归还者我却始终无法在文件上盖下印章。
那些回归者的面孔空洞且冷漠，带着一种探索性的麻木，局长日复一日对他们进行访谈询问，每当这时我都会坐在双面玻璃的另一侧同时进行观察与分析。哪怕在催眠状态中，他们的回答也没有提供更多关于x区域的直接信息。
这项工作的重复度极高，许多微妙的信息在这种重复性中极为轻易地被错过，于是事后我们只能不断重复播放录像以重新记录。
每当其中一张脸出现在影像中，局长的目光都会从那张脸上移向我，以好奇，以怜悯。
我隐藏了一条信息，尽管不是刻意的，它出自我的本能。
我的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军事专家。
—T.B.C—
[1] [美]杰夫·范德米尔，《遗失的南境1湮灭》，第1章 起始，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