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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秋天，天气很冷，刮西北风，戈壁滩上风沙茫茫的，有人赶着羊回到农场的草棚里。距离他被下放到这里改造已经有大半年之久，风尘仆仆的，因为自小没做过什么活，一开始很吃了一点苦，但是如今已经能够熟练地去应付那些羊。
“张继科，张继科！有人要见你。”农场里的一位干事在草棚边上把他拦了下来，告诉他有人等着见他。
“要见我？请问是谁？”
“北京来的。”
北京？张继科有点疑惑，他如今在北京并没有什么亲人朋友，怎么会有人专程从北京来要见他？
那人让他别问那么多，跟着过来就是了，他也就只能亦步亦趋地跟上，跟着走到农场里干事们平时做事的那幢砖瓦房里。
果真早有人等在里面，桌上放着一壶沏好的氤氲着热气的茶。来的人似乎还很年轻，白白净净的，和西北地戈壁滩灰黄的风沙有点格格不入，鼻梁很高，单眼皮，不知道是不是阴天的缘故，窗户外透过的那点光在他脸上投下一大块阴影，显得那白皮肤有点没血色，整个人阴沉沉的。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那人看了他一会儿之后突然开口，见他没说话，又递给他一张报纸，“你看看这首诗是不是你写的？”
张继科接过来看了一眼，那是几年前的旧报纸了，右下角的位置印着一首署着他的名字的诗，他不明所以地点点头，旁边有个人见他这样瞪了他一眼，小声告诉他这是北京来的领导，张继科一愣，继而非常熟练地开始承认错误:“我反思，反思小资产阶级的错误作风，今后一定提高个人觉悟，坚决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文字要为革命服务……”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人摆了摆手打断他熟极而流的自我反省，“这首诗我很喜欢，所以想见见写诗的人。”
张继科没有料到他会说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低头去看那张报纸，写那首诗的时候他刚刚从香港的大学里毕业，少年才子心比天高，写什么东西都是一挥而就，没什么雕琢，全靠天生的灵气，而现在被西北的风沙吹过，被或自然或人为的苦难打磨过，他已经许久不曾再提笔写些什么。西北地的“大漠孤烟直”在他被反复警告批判过之后也变成了乏善可陈的灰茫苍凉，当他自己变成卷地折腰的那棵草，那为数不多的灵感的火花也会被强行忘掉——他现在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那些羊。
羊，十几头羊，白茫茫看得人眼晕，但是他松了一口气，在羊群里好歹还有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不用回想那些加注在他身上有形的无形的伤害，也许现在不必说话反倒是件好事。羊在地上啃食草根，他就在一旁等着，一只只地看过去——温顺的，羊的眼睛，他从前看不上，觉得它们愚昧，现在却几乎开始羡慕羊这种与生俱来的逆来顺受的天赋。
有时候他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但是想多了头痛，饥饿和劳累不能支撑他有太多的思想，他仰躺在母羊柔软的肚皮上，伸出手去，干枯的手，干枯的岁月，一眼望不到头。他也曾经有过丰腴健康的躯体，现在站在羊群里像个风向标，瘦，伶仃，谁见了都要说一句“这人瘦呀，怕来”，他不在意，健康是留给有未来的人的，他的未来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所以当这位年轻的领导拿着报纸来找他的时候，他甚至觉得这是个陷阱，悚然一惊，他们还要他交代什么？他们还发现了他的什么“罪证”？
那人笑了起来，说你不要害怕，我只是想见见你，你的诗写得很好。
张继科还是迟疑，只能机械地道着谢，他自己都快不记得了自己还写过这么一首诗，可现在也只不过过了几年而已，“那时候”已经像是上辈子那么久远。张继科摸着报纸，突然想起来了，在他的诗登报之后他用这笔稿费买了一支金色笔头的钢笔，后来——后来钢笔遗失在了哪里他不知道，他只记得笔帽上的羽毛图案，还有他不肯松开手，被砸断了指骨的疼痛——太久远了，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
他愣神的工夫里那人问他你怎么哭了，他摇了摇头，说没有，感谢组织关心。
那年轻的领导又问了他一些什么，他都中规中矩地答了，眼睛始终垂着，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一样叫人看着怪可怜的。那人于是不问了，喝了两口已经不再冒热气的茶水，对身边的干事说了两句话，看样子就准备离开。
张继科把报纸递还回去的时候那人问他的手怎么了，他摸了摸自己不正常僵直着的几个指节，说报告领导，我没事，不耽误劳动，那人便没再说什么。
张继科垂着头，这位北京来的领导突然地来了，又马上要走，隐隐约约他听到那人和旁边的人说他有点不太一样，不过……
不过什么？张继科不是没看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失望，他何曾不想酒星风骨千秋不老，但这里既没有玉芙蕖也没有乌烟碧，有的只是漫漫黄沙，而他早已被砂砾打磨成了一副与之前判若两人的模样。
张继科闭了闭眼，转身往回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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