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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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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意大利公司Olivetti出产了新型大红色打字机,街头的人们排起了长龙,买下它在广场上和酒吧里写情书,给自己爱的人。咖啡馆的常客们第一次见到这台由Ettore Sottsass设计的杰作是在傍晚,一个男人冒雪走进来,手中提着那过于显眼的打字机,坐在习惯的位置,信纸摊开在硬面松木桌上。最近时常能见到他,有时是下午,有时是凌晨,待到打烊才走,每一次都坐在角落里写东西,神色专注,皱着眉头。时间久了,无论顾客或雇员们都自然地把他和周围人视为一体,不去过问。

他们总在咖啡馆里,成群结队,无事可做,早晨,下午和晚上。太多的年轻学生,面色疲惫掩盖不住生活艰难气息的中产阶级,沉浸在时代风暴里,带来哼哼得不成调的披头士歌曲片段、致幻药气息和鲜艳颜色服饰的青年人,正装的男人在香烟盒背面写下广告语,询问侍应生关于推销的信息;人来人往从未停止,像一条流动的河。如果你被流放在闹市无家可归,这时唯有咖啡馆——这个可以让人不发一言地掏出几枚硬币就买到一整个下午高谈阔论或遁世逃避的时光,又不被指责的地方——向所有人敞开大门,那么,你也会爱上这里。

那个人的气质在所有顾客里是独特的。他有老式的作派,他的文件在公文包里挤得像士兵般整齐,他会一丝不苟地写东西,还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极为吸引人的外表,棱角分明的轮廓令人想起卡夫卡,还是未蓄须的海明威?这是个作家,有个采访后时常会在此处喝一杯的记者深思熟虑地对老板说,只有搞文学的人才会终日在那里写写画画。

但他知道那不是稿件,而是书信,或长或短,每一次都是这样。

岁月流逝,许多年之后,这个地方被百货公司的橱窗取代。有一天他在路上偶遇曾经的员工,那女孩早已嫁为人妇,笑容开朗,谈及那些常客仍记得十分清晰。提到他,她说,那是个顾家的男人。当时,她还只是新来的女服务生,总在倒咖啡时偷偷打量他,在吧台尽头流露出向往的神情。

店主不置可否,想起那个人手上没有戴戒指,以及下笔时的犹豫迟疑。那不是写家信的表情,反复揣摩,游移不定,热恋中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举止,尽管他冷漠、严厉、不苟言笑,沉浸于书写时却偶尔流露出脆弱的神情。那些反复与不确定,常常令他觉得,在男人皱着眉、奋笔疾书的时刻,一切都远离了他,仿佛旧日与今日时光一起浮现,故事被隐藏在敲击键盘的节奏中,慢慢回到他身边像一场默剧,顷刻出现又消失,没有人见过那样的记忆。

时间一久,咖啡馆的常客私下里叫他“写情书的外国人”。

有时他使用钢笔,有时以敲击打字机代替,他会严谨地把废弃的信纸折成细长条,然后撕掉,或是装在口袋里带走,从不留下任何线索。德国人的特质,他想,注意到男人掩盖得很好的口音——那个国家的人说过多的辅音。有时他把收集品塞进信封:剪报、明信片和各种展览的介绍,女招待曾有一次看到了《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旧海报。什么样的丈夫或父亲会给家人寄去这种东西?她想,一个长久的谜题。

“请替我寄走。”

有次他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必须离去,于是把信封交给了她。她有些吃惊地接过,封面上书写工整的是一个通向纽约的地址,收件人没有姓名,只以一个大写的C代之。这引起过他们一阵热烈的讨论,最终却不了了之,老板不无遗憾地说,可能性太多了。

后来,他又出现,他一直行迹不定,即使是今天,1964年的情人节,仍然坚持坐在那里写信,在所有可能的陪伴中选择孤独。环绕他们的这个地方,这些喧哗气息,这些日常节奏与令人厌倦的平和,这些隔开外界风暴的角落一如从前。老板打量着男人,怀疑正是因为这地方的一成不变,才令他选择这里,徘徊在外只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回去,或是不敢。

所有他能回忆起的、关于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人的细节就是如此,后来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记得,或许是他有一天突然离开了,或许早在那之前,咖啡馆就以倒闭告终。时间太久,所有往事的边界都在脑海中揉成模糊的一团,无法分辨。

“然后他就走了?他说了什么没有?”

姑娘饶有兴趣地眯起眼睛。

“不多,就一句。”他想了想。

不管怎么说,那终究是个寻常的夜晚。男人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把信纸装好,动作有军人般的精确,仍像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的样子,沉默地走向门口。当那人把钞票拍在柜台上时,店主漫不经心——又像是蓄谋已久地回了一句:“情人节快乐。”

他吃惊地抬了一下头,有些僵硬地说:“谢谢。”

“一个人过,”他意有所指地看着男人拎着的打字机箱,仿佛这句问候能消除距离:“还是说,结婚礼物?”

“不,”他简单地回答,结束了他们之间唯一一次交谈,“分居了。”

这甚至把已经扑朔迷离的事态变得更神秘了,无法求证这句话的真假,那之后,写情书的男人就消失了。

 

 

 

直到打烊时,信仍没有写完。

实际上,Erik选择这里的原因只是他们曾一起来过,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坐在那里时,偶尔会错觉过去的时间正环绕着他。周遭所有,见证过他们并肩而行。

这已经够了。

雪片在窗外拍打出节奏,男人坐在灯下敲击着键盘,又划去,一封修改无数遍的信,留下油墨斑驳的痕迹。亲爱的——致我亲爱的朋友。删去一行。我不是来道歉的,因为它并无意义。因为我仍然不能回头。

不,他不是来重复这些伤害的。但还能怎么做,在明白了一切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之后?

一再重复的留言,一再划去的用词。他开始后悔没有选择寻常意义上的纸笔了。

我写了许多封信,但每次一开头就无法继续。要摆脱这些天的情绪过于困难。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写了些什么,等我清醒过来,这封信可能就会被丢掉。

Charles写来的所有信都被他装在随行的手提箱里,无法再去阅读第二遍。那存在太过浓烈,由里而外划开缺口,如同最直接的痛苦。还有一个黑色硬面笔记本,记载着待办事项、追踪目标的资料,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噩梦。Erik曾无数次地想把它丢掉,然后才发现,它们是属于他仅有的个人物品:过去的伤痛,太多的愤怒,和那些信。

他又停下,思索着。

他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是在夏天。漆黑夜空划过闪电,Charles坐在旁边的副驾驶席上,不时告诉他离那里很近了。他们半夜里一起开车出去,远离旅馆,在最热闹的酒吧里比肩而坐,游说陌生人加入,然后一起被撵走,从形迹可疑的后街巷子里夺门而出,笑得喘不过气。逃离时,他们开1950年产的旧雪佛兰,在驾驶间隙交换一个吻,路灯倒影映出橘黄的轮廓。他的嘴唇贴着对方的颈项,低声说道:该回去了,很晚了。黑暗的公路上,车窗两边快速掠过,光、雨水与玻璃上的侧影一同逝去,他们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自己,像同一具躯体中的两套脉搏。那时候他突然发觉,或许自己有了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一些东西已经改变,不属于自己的,和他一起。再不能区分。

等他再回头时,副驾驶座已经空了。

他在大雪纷飞中排着长队,为了买那台打字机回去,自己也纳闷这样做的意义何在。末班公车停了,站台没有一个人,必须步行返回,任何地方都无所谓,他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很快,他会回到汽车旅馆、地下掩体、或是高级酒店——随他什么的临时住处,关上所有的灯,反复在脑海里重温那些信件直到它们在身体上像疼痛割出伤口。这很好,伤口让他感觉存在,提醒着他那段无可抗拒又不能挽回的爱情。你为什么不回他身边?为什么不请求原谅?

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但说到底,他已经不再真的相信了。

这是我们共同的弱点,已经深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在选择时,我再也无法独自做出决定。

打字机仍在响着,Erik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回,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原谅自己,他想了想,删去之前写的所有段落,字斟句酌着继续写下去。为了以前的一切,为了现在的一切。他迷惑,愤怒,疼痛,他寻求帮助。他知道最后总会得到。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夜色未褪,这封信结束了。他把它从机械键盘的卡纸上取下,折进信封里,走出房门。打字机被弃置在桌上,看不清酒红色机身上刻着的字样,属于Olivetti厂牌1964年的骄傲。走在夜间大道上时,他仍在心里拼写它的名字,那耳熟能详的发音在脑海里打转,直到最后都没有消失:

 

« VALENTINE »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