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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Me to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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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正相反,它充满了悲哀、绝望与无能为力。它有关我的年轻时代,和我在四十年代的欧洲大陆上经历的一切,有关那场见证了人类彼此摧毁的欲望达到顶峰的战争以及最终付出的代价。它高昂到每一个人都难以承受,无论是人类抑或我们。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病人,现在已不在人世,四十年前我们在法国边境一个小镇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算是他的朋友,毕竟,他所怀念的那个称呼只交付给唯一的一个人而已。
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许这些无法复制的记忆除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回忆如幽灵般折磨着他的灵魂,令他寝食难安,一直到死。而我们作为曾经的见证者,也将它深藏于心,不再提起。四十年后,有一天,当我惊讶地发现连自己也快将这段往事渐渐遗忘时,我终于决定鼓起勇气,重温曾经发生的一切。尽管这次故地重游注定不会轻松。
半个世纪前的过往如雪片在脑海中盘旋,就像1944年我坐在那位病人身边借着烛光写下的那些信一样,没有被投递出去,也永远不会再有可能。时间把记忆从它们身上夺去,还回来时已经成了碎片。

——Henry McCoy博士的日记,1985.

 

 

1.

 

——1944年,法国边境战地医院——

“名字?”

“……”

“国籍?出生地?部队番号?”

没有回答。

“他们说你是从一架飞机残骸里被救起来的,你是飞行员吗?”

“……”

“听好了,”年轻的少尉不耐烦地挥挥手,对答话者的拒绝合作感到无比头痛,“我知道这也许很难,但确认你的身份是必要的。眼下这关头若是放了一个间谍进来,那意味着灾难!所以,别装傻,你是谁?德国人吗?少拿胡话搪塞!”

那张脸转了过来,一张已被摧毁、残破不堪、伤痕累累的脸,半边已经因严重烧伤而变形,远目望去只能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焦黑。另外半边勉强保留了些许原来的样子——看得出它的主人在没毁容时一定英俊得要命——但情况也不容乐观。唯一完好的是他的眼睛,眼珠镶嵌在开裂的眼眶里,在那些烧焦的痕迹和刺眼的紫红色伴随下显得越发悲惨。

“你明白吗?我没有时间和你——”

那双没有表情的灰绿色眼睛只是漠然地看着他,无动于衷。

然后对方开了口,是一种因长久的沉默和肺部受损而变得嘶哑低沉的声音,语调不高却带着令人恐惧的压迫感。

“听着,小子,”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比你们更好奇自己是什么人,可惜我什么都记不得。名字,身份,为什么变成这样,一概不知道。说真的,瞧我这副样子,整个人从里到外被烤了一遍,连肺都只剩下这么一点,是什么人很重要吗?再看看这个,”病人挣扎着亮出手臂内侧的一串黑色数字,“至少可以证明我不是什么他妈的德国间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一定是对方情绪太激动了,军官想,这番话劈头盖脸砸过来的时候,他简直能感觉到金属床架和头顶的吊灯都在剧烈振动,好像要嚎叫着向他扑上来一样。

“所以,你是犹太人?”他顿了顿,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病人不屑地转过头去,没有再说一个字。尽管因伤势严重和体力衰竭,就连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他来说都很困难。

少尉收拾起笔记本叹了口气,明白此番盘问又是一无所获。

--

“没有证件,制服也烧焦了,看不出军号,无法向盟军那边求证。也没办法根据口音判断此人的身份——据我所知他至少会讲四种语言。最糟糕的是,他还很顽固,”法国人闷闷不乐地说,“并且倔得像头牛。”

“我并不感到意外,”Henry McCoy医生像是预料到了一般点点头,“您是自从他清醒以后第三个来打听的人了,很遗憾我帮不上忙。坦率地说,在经历了那样的事故之后,他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该死的奇迹,”对方烦躁地挥了一下手,“要我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年轻的医生眉头皱了一下,只是简单地回答:

“他活不了多久了。”

“但愿他死之前别搞出什么麻烦,否则你浪费自己的时间留在这儿陪他等死就太不值得了,”法国人匆匆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祝你好运,大夫。”

破旧的军车开走了,在通向铁栏门的碎石路上乱七八糟地颠簸着,直到远去。Hank目送那顶扣在对方乱蓬蓬的头发上的军帽消失成一个小点,预感到今天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他叹了口气,走回通向医院的路,穿过大半部分都已倒塌的前庭,那里曾一度拥有令人骄傲的喷泉和雕塑,现在满目凋零,空旷无人。这座战时医院以前是一座建于19世纪中期的庄园主楼,占领时期大宅的主人弃它而去,房子成了德国军队在这片偏僻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随着整座小镇连续遭到空袭,大宅也在炮火的袭击中变得支离破碎。最后盟军接收了它,改建成了一座医院。

迈上台阶,推开虚掩的门,跨过地上的水洼和开裂的木板,走廊尽头是病人的房间,现在整座房子只有他们两人居住,一个医生和一个濒死的烧伤患者。没有名字的病人仍然保持着他离开时的姿势躺在那里,眼睛静静地望向看不到的窗外。

盟军是在一片开阔地带发现他的,一架飞机燃烧着从空中坠下,四分五裂,驾驶员重伤濒死,头颅在燃烧的飞机残骸上无力地垂下来。他被送往最近的医疗机构,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后才从地狱边缘爬回来。医生摇着头惋惜地说,是个英俊小伙子,但以后只能是这个不人不鬼的样子了。

他消瘦得厉害,手术后整个人支离破碎,生命力却不可思议地顽强,平时很少找麻烦,哪怕痛到最厉害的时候也只是强忍着发出轻微的呻吟。他们给他戴上助听器,以便让他在听力严重受损后不至做个残废。

只除了一点:病人完全丧失了记忆,当问及关于自己的事情时,那双茫然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全是空白。此外,噩梦也给他带来很大负担,运送伤员的列车向北行进途中,Hank不止一次听到烧伤者在梦里发出痛苦的呓语,等他醒来,却又什么都记不起。

面对军官的盘问,他们两人共同隐瞒了一点,那是病人第一次恢复意识时提到的。

“你还记得什么?”

只有半秒钟,他仿佛看到那张备受摧残的脸孔微微亮了起来,就像有不知名的光芒映照着它,仅仅一瞬。病人艰难地移动着下颌,说出两个字:

“……教堂。”

他是犹太人,莫非是改宗的信徒?年轻的医生疑惑地想。

“这里不远处就有个教堂,”Hank说,“等你恢复一些后我们可以去看看,说不定能帮你想起点什么。”

庄园后面有一小片低矮的丘陵,隔着窗能看到山坡上的教堂,现在它早已倒塌,千疮百孔,很久都不再有人进去。

病人沉默着,好像思绪已经飞到什么不属于人世的地方,但目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过往的风暴在脑海里卷起,周围一切与他的生命毫无关联的名词快速地向后退去。蜡烛再次点亮,损毁的彩绘窗重新修复,荒谬的礼拜日慌乱而急促地双手交握……所有无法拼接的灰色碎片一瞬间全部鲜活起来,构成了记忆中教堂的样子。

剧痛袭来,他再度闭上了眼睛。

 

--

雨仍下着,烛火危险地摇动了两下,又安静下来,借着它微暗的光亮,年轻的医生继续写自己的信,或许更确切地说,是寄不出的日记。

自从他在房子里发现数目可观的图书后,它们便统统派上了用场:修补楼梯、填上墙壁的破洞、睡前阅读,还有书写。这地方没有很多纸能用,最后他便把那些在爆炸中变得再也难以辨认的书籍抢救出来,在诗集的空白页间写着没有收信人地址的信。

他们居住的地方之前曾经住过三百多位盟军伤员,后来都陆陆续续搬出了这里。尽管德国人的主力部队已撤走,顽固流亡分子和盗匪仍不断骚扰城镇,加之交通不便,大部分伤员和医护都搬去了其他地方,只剩Hank和烧伤的病人。临走前院方给他留下了一把手枪和足够多的吗啡,他们彼此都对它的作用心知肚明。

“你不必这样的,Hank,”他想起同事担忧的眼神,“我知道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不必——我是说,你不欠他什么——”

“他是我的病人,”他只是坚持说道,“红十字会的原则是在遵循日内瓦公约的前提下无条件救助,记得吗?”

并且我与你们不同。他想,我和他一样无处可去。

Hank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在巴黎的医学院完成大学课程,随后又在尴尬的处境中经历了自己的祖国给全世界造成的灾难。目睹了三十年代初纳粹分子在本国实行的各种教唆与高压丑闻后,年轻的医学博士断然拒绝参加兵役。他伪造了一张证明,随后设法离开柏林,辗转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作为战地服务队负责伤员救治,直到现在。

一种无名的动力驱使他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留下来,原因却无法向任何人说出口。Hank看了看躺在黑暗中的病人,明白这座庄园是属于放逐者的地方。

直到墨水在发黄的纸页上勾勒出一道长长的划痕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在走神。翻开毁了一半的封面,题目里花体的R字被一大片黑色掩盖,他停了笔,有些怀念地看着那个单词。

“…………Raven.”*

不知不觉,年轻的医生把萦绕于脑海的词语读出了声。随后如猛然惊醒般向自己的病人投去充满歉意的一瞥,他想他可能睡着了。

“你在读书。”

那人突然发话了。

“很抱歉——吵到你了吗?我这就——”他站起身来。

“不,读点什么,孩子。”他粗声说。

Hank哑然失笑,他看起来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固执地使用这个有点滑稽的称呼来叫他。

“爱伦·坡?”

“什么都行,不要德语。”

这是几天来他首次开口要求什么事情。

Hank清了清嗓子,就着翻开的那页读下去。

 

“从前一个阴郁的子夜,我独自沉思,慵懒疲竭,
面对许多古怪而离奇、并早已被人遗忘的书卷……”

……直到我几乎在喃喃自语“其他朋友早已离散,
明晨它也将离我而去,如同我的希望已消散。”
这时乌鸦说“永不复焉”。

“虽然冠毛被剪除,”我说,“但你肯定不是懦夫,
你这幽灵般可怕的古鸦,漂泊来自夜的彼岸——
请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在黑沉沉的冥府阴间!”
  乌鸦答曰“永不复焉。”

 

他一遍遍重复这个单词,纳闷着它是否暗示他们的命运,一切都已太迟,永不复还。

没有名字的病人只是闭着眼睛,不作回应,唯有胸腔缓慢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朗读持续了很久,直到Hank以为他一定已经睡去,起身准备离开。

忽然,病人灰绿色的视线直直地落在那本书上,短促地说出一个词。

“Erik.”

“什么?”

“我的……我的名字。现在我想起来了。”

“你是说……”

“我还不能确定,”病人有些不知所措地说,“但我确实听到了——做梦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脑子里响着,那不是我的声音。他说:‘别这样,不……Erik.’所以我想,这是我的名字。”

Hank站住了,手放在门把上,他只简单地点了点头:

“这是个好的开始。”

“我第一次记起来梦的内容。”叫Erik的病人勉强笑了一下,但马上因疼痛皱起眉头,额头渗出一大片细密的冷汗。

“你很疼……需要吗啡吗?”

他无言地闭上双眼,点了点头,动作近乎温顺,在医生眼里,那是一种最接近于谢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