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 朝夕 ]
我的学生问我，为什么我最怀念一九七五年。他们觉得没有道理。要说历史性，在那之后的数年显然更为跌宕，要说对于我的意义，之后的每一年也都值得被铭记。那为什么是一九七五年呢？他们不明白。
我说，在那一年我遇见过一些人。
我们的合照被我放在书房里，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当年照这个合照的原因，就怕是有朝一日记忆褪色、面容不清，然而这么多年，照片也会老化。我的学生凑上去看，我只能通过灰成一片的面目来指认他们，你是谁，而你又是谁。
好在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清楚。当我对着他们模糊的面目，说出他们名字的那一刻，他们的模样就都会回来。
我们的剧团成立于一九七五年的元旦，一月一日，傍晚五点。那是我记忆里最多雪的一个冬天，阿云嘎，我们的嘎子哥把水饺装进粗瓷碗里分给我们，说，那你们谁来想个名字，谁想的最好，谁能多吃五个饺子。
砖房里一时间乱七八糟。大龙哥端着热汤，颤巍巍从男孩们横伸的腿上迈过去，准确把碗放在桌上。男孩们起的名字让他身上发麻。那么这样行不行，他说，一月一日是一年里最早的日子，现在又是傍晚——主席不是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么，那么你们觉得朝夕这名字好不好。
我们几个年纪小的都没说话。不知道怎么，“朝夕”这两个字让我们联系到某些不太积极、不太向上的东西，譬如朝露待日晞，譬如朝生暮死。但是嘎子哥拍了板，很好，他说，那就叫这个。他说话的时候煤油灯晃了晃，是窗缝里吹进来的风。我们转过脸去，才发现外面的雪已经下了那么大。
那多出来的五个水饺，大龙哥没吃，分给我们五个孩子，一人一个。猪肉是真的香，一口咬下去，油就流出来。只不过饺子皮泡久了有点黏，又有点凉。没有人会去介意。
连夜的暴雪把我们的小砖房包裹起来。我们的剧团正式成立了，寒潮与风都不知道。
我们的团长和副团长，阿云嘎和郑云龙，在堤坝旁边的庄子里生活了将近六年。从前两年开始，知青陆续返乡。与他们同吃共住多年的兄弟姊妹们，纷纷绞尽脑汁，冲出去，然后一飞不回。到了七四年的夏天，到了午后空空如也的堤坝上，就只剩下他们两个。
我们没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想，还是不能，抑或说是已经习惯。我们五个人，我，张超、梁朋杰、黄子弘凡，还有我的发小龚子棋，那时我们背着棉被拎着行李，站或坐在卡车上，穿过公路，路两边玉米的穗子沉甸甸地垂着，饱满而成熟。
卡车上挂了一朵大红花，本来是要挂在我们胸前的，但只有一朵，就挂到了车上。收获的季节快到了，所以我们来了。
我不知道他们四个怎样。至于我，原本可以不必来的。
坐上卡车的前一个月，我还在北京参加比赛。教练对这场比赛太过重视了，以至于去北京的火车上，半夜里，他突然把我摇醒，他说方书剑，我刚才梦见你没跑好，落了第一名有一圈半。
我睁开眼，在浓稠的困倦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说教练您这是唯心主义，又说您再不让我睡，我就真跑不好了。他才放过我，转身回去睡觉。而我却再也睡不着，我往窗外看，窗外却除了树林还是树林，树多得让我不敢相信这趟列车通往北京——那个歌里唱的、广播里说的，红旗飘飘、光芒万丈的北京。
八年前，我十一岁那年，不知道怎么，体育课上老师突然让我去见校领导。领导说我条子好，有潜力，好刀要仔细磨上几年，咱们上北京为国争光。
之后的那几年我几乎没上什么文化课，每个人都在对我说“为国争光”。我在一所封闭式的学校里，满眼都是柏油跑道，我跑起来的时候院墙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教练说跑一万米的选手，平常训练至少跑双倍，那就是两万米。两万米，两万米，那八年里我只记得两万米。还有就是食堂里的饭，泡在菜汤里，等我跑完回来热一热，就着漫天星光吃下去。
教练喊我“方方”，有时候室友也这么叫我。然而长跑是一项挺独的运动，喊得再亲，到头来陪我跑完两万米的就只有柏油跑道。跑到最后人是机械的，觉不出累，意识已经抽离了身体，只有腿仍然在跑——我感觉两腿突然一软，由于惯性，整个人扑出去摔了很远，天和地颠倒过来。
我跪在跑道边上，干呕了一会。中午没吃什么，胃液和胆汁都快给吐出来。
这样的情况已经接连出现一周多，我没敢说。下周就要去北京比赛，我比教练还怕耽误。我坐在火车上隐约觉得胃疼，迷迷糊糊睡着了，他又把我叫醒，说梦见我没跑好。
我望着窗外，觉得我的胃在揪紧，于是俯身拿了座位底下的保温壶倒了一杯热水，喝了半杯，又去卫生间扒着水池，一口全吐出去。
是的，你没猜错。那场比赛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我跑起来的时候耳边全是呼喊声。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坐在旗帜飘舞的观众席上，都在喊我的名字，方书剑，方方，跑啊，快跑啊。这是前五千米。而后五千米，就只有风声了。我第一次在塑胶跑道上跑步，风带着一股奇异的香味灌满我，我觉得没法呼吸，然后塑胶跑道就朝我迎面扑过来。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
教练和校领导全来了，见我醒过来，全都站起身看我。我嘴里有股难受的气味，不想开口。他们说我是胃炎，拖了蛮久了。说要我好好休息，不要着急，等恢复过来再为国争光。
我说：“我不跑了。”
总教练笑了下：“跑啊，怎么不跑。革命小将能让一点小失败打败吗？”
我咬了咬牙，抑制胃里泛上来的干呕。我说：“真不跑了。我不想跑了，以后也不想了。”
我仰躺着，看见总教练和其他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下。
“方书剑同志你不要轻言放弃。”另一个年龄大点的开口了，“这次失利了，但我们对你期望还是很大的。”
我在枕头上摇摇头。那你们看错了，我真的不合适。我抿了抿唇，轻声说。
年长那位领导的脸色又变了几分。总教练赶紧拉住他说了几句，两人低声交谈。总教练侧过脸看着我，看了一会，点点头。
“也是，总归有地方需要年轻人的，”他说，“下乡去也是可以的。”
像流放一样，我就来了这里。
村庄紧邻堤坝，因而叫“坝上”。刚到的几天，队长简直不知道要让我们做什么。坝上已经许多年没有新的知青了，老一批快走完的时候，突然间从大城市来了五个。他说我们都是“嫩橛子”，让我们锄草又怕给累着，捡粪又怕给脏着。队长想了两天，想得饭量都大了。最后说，不然，你们去剧团吧。
他说这边有个知青自发组建的人民剧团，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两个。我们要是愿意去，为坝上争光也是好的。
我挺乐意。“为国争光”缩小到了“为坝上争光”，听起来要舒服很多。后来，队长带我们去了那间砖瓦房，我在那里见到他们。我们朝夕剧团的两位团长，我的哥哥们，我们的草原与月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秘密。
[ 哥哥 ]
一九七五年，坝上的那场雪断续下了三个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飘起来的时候，天地苍茫如同绝境。就是在这一场又一场的场大雪里，我们挤在拖拉机上，为了即将到来的新年，去各个集镇里演出。
拖拉机上挂了同样的大红花，缀着雪，变得沉重。大龙哥拍打上面的积雪，说了句“花重锦官城”。我没听清，我问他在说什么，他只笑笑，并不说话。然后嘎子哥就坐在前面的座上，点燃了发动机，在轰鸣的机器声里，他朝我们喊一声：“戴好帽子，围上围巾，咱们准备走喽！”
机车行驶在公路上，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发动机轰隆一响，我们就从颠簸的土路冲上了平坦的公路。那时雪会更为凶猛地吹到我们脸上和身上，但我们觉得威风。和运输军用物资的大货车擦肩而过，真是威风。我喜欢往前坐，风兜头吹向我，龚子棋就把我拉回来。他比我高比我壮的一个人，居然怕冷，裹着军大衣坐在后面。
“你不冷吗？”他问我，“风这么大，别不知死活。”
我说我不冷，而且嘎子哥和大龙哥不都坐在前面。他瞪我一眼，从怀里摸出个耳捂子，非要给我戴上。我说不用，戴这个我听不见人讲话。他就笑，他说，护林员同志冻掉耳朵的故事你是忘掉了吗？
他一提护林员，我不说话了，乖乖把耳罩戴上。本身风声就大，这样一来，旁边黄子他们兴高采烈的交谈都只剩下口型在一张一合。但我还是怕自己变成那个护林员，宁愿听不见他们讲笑话。
这故事是我们从小听过的。子棋小时候也是我小时候，那时候开思想教育会，老师说，护林员同志冒雪巡逻，把耳朵冻伤了，回到住处用热水一擦，整个耳朵都掉了下来。我还记得我同桌举手问老师，护林员同志和雷锋同志谁更高尚？但我没心思去想——那只我想象中的、紫黑色的耳朵，躺在护林员同志的手心里，成为我从小到大的无数次噩梦。
可是大龙哥和嘎子哥显然没听过这个故事。他们穿的好少，等机车过了桥，就开始唱歌。雪片往衣领里灌，他们对着雪片唱歌，唱《痛说革命家史》。他们唱的可真好，我隔着耳罩，仍然听的真切。他们嗓子只要一开，痛就是痛，血泪就是血泪。字字铿锵，默契十足。
他们唱起来的时候，黄子立刻就不讲话了。于是整条路上只有他们的歌声，衬着漫天大雪，悲壮又漂亮。
嘎子哥和大龙哥，他们是我们的支撑和保护，也是我们的秘密。
实际上一群人要想足够亲近、足够团结，除了共同拥有一个目标，还需要共同保守一个秘密。而我们的秘密就是他们。我们曾经围在一起发过誓，决不说出去，哪怕喝辣椒水、坐老虎凳都不说出去，严肃得像是电影里的地下党员。但大龙哥说没必要，又说，大不了让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嘎子哥一起去坐牢。
嘎子哥咬牙切齿。他显然不喜欢这个玩笑。要坐牢你自己去坐，他说，要我坐牢还不如去死。然后这个字眼就刺痛了大龙哥，他攥了一下他的手指。
“我说错了，”他低声说，“说错了，以后不再说了。”
诚然，他们之间的事，放在当时足以把牢底坐穿。而这个故事，还要从一月底的那次演出说起。
我至今都无法全然明白，当时的大龙哥，究竟对嘎子哥抱以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喜欢，然而那种喜欢必定比我的喜欢沉重得多、深刻得多。一月底那个演出是次庆祝活动，在县里的大礼堂，县文艺团演完之后，县领导讲话之前，只给我们留下不到五分钟。
五分钟能演什么呢？布景都不够。之前排的那些戏全部失去作用。然而领导讲话又不能往后推，剩下这五分钟，演又必须要演。嘎子哥把原先演戏化的妆给卸了，脸上还挂着清水，他说，不然我上去跳支舞吧。
他是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个我知道。但是除了戏里必要的动作之外，我们从来没见过他跳舞。大龙哥扶着他手臂，皱着眉，他说你别去，你昨天还在敷药。
“我不去你去呀？”嘎子哥挑眉看他。
“我去就我去呀。”大龙哥下意识提高了一点声音，后台正卸妆的演员都回头看他。他说，“我上去就唱《仇恨入心要发芽》。大雪天赶了三小时的路，就给我们五分钟。”
这下后台那些闲聊的、哼歌的都停了，一个个放下手里的事朝我们看。我被看的心虚，一个自发组织的剧团，挤进这种正式场合本来就发虚。嘎子哥倒不管有多少人看过来，他看了他一会，叹了口气。
“你也别说了，说又有什么用呢。”他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水，把它们仔细卷起来。他低声说，“别说了啊，我上去。你别总是给我惹麻烦。”
他坐在板凳上，拿了个不知谁的梳子开始梳头。他的头发又密又软，沾了雪，雪化了变成水，水也干了，因此全都缠在一块。梳到后脑，大龙哥想把梳子接过去帮他，被他不着痕迹地避了一下，推开了。
我们也都看出来他有点生气，不知道是气这场晚会，还是气大龙哥，或者是气别的什么。大龙哥不去打扰他，转而和我们坐在一块。但他显然坐立不安，手一直搓，他说昨天嘎子还问余老师要了草药膏，他一到冬天腰伤就犯，哪敢让他去跳舞。
又说：“他那腰，都是当初跟我们抢活干，抢来的。”
我这才反应过来，昨晚房里那股暖融融的香气原来是草药味，敷在那人的腰上，漫了满屋。在那种香气里我们几个孩子全然放松下来，睡得很好。但大龙哥说：“嘎子昨晚疼得一夜没睡着。”
哪怕这样，上台还是要上。报幕员过来叫人的时候嘎子哥已经准备好，他换了件白衬衫，整个人像是雪塑出来的。他起身，大龙哥也跟出去，在离幕前一步远的地方看。我们五个也都挤过去看，跌跌撞撞的，碰上不知道哪个领导的秘书。
秘书小姐霍地站起来，清声说：“这儿能站这么多人吗？无关的都后场等着去。”
张超离她最近，抬起眼笑了，也不管她是女同志，说了句：
“我看你最无关。”
这话堵得秘书小姐嘴巴动了几下，不知道怎么回。她踱了几步，自己去了后台。然后台上的灯光突然亮起来，我们看见了嘎子哥。我们的阿云嘎，伴着鼓点沉默地跳舞，光打在他身上，那让他看上去重如泰山又轻如鸿毛。再之后，他就成了一场雪。
那时我看见了大龙哥的眼神。
他不像是在看着台上的嘎子哥，他不像看着某个具体的、实在的人。大龙哥也是好看的，尤其是眼睛，他注视着他，就像是南渡的候鸟注视着故土似的，瞳孔放大，眉峰蹙聚，又深情，又眷恋，又带点苍凉。他跳了多久他就直勾勾地看了多久。
等到嘎子哥下台的时候，明显不再生气了，朝我们笑了笑。
大龙哥也笑，低声骂了他一句，眼泪就滴出来。
所以根本不用被谁撞破，我是从那时就明白他爱他。
他是他绝望的圣人。
而相比于大龙哥的眼神来讲，我自觉当时看着嘎子哥时，我那双眼睛实在过于清澈——清澈到寡淡，清澈到有些稚嫩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秘密被五个人十只手托着，而我的秘密只能被我藏进心底。
没错，我的秘密就是：我也喜欢嘎子哥。可是面向更为深邃的爱时，我甘愿把它藏起来，然后用双手筑成巢，把他们那份危险又美丽的爱托住。
他们真好。我倾羡他们。我倾羡他们有如倾羡繁星。
二月初，嘎子哥长久的腰伤、这颗定时炸弹，终于在一个清晨炸响。
腰伤复发的时候他正在骑车。雪停了，他骑着知青点唯一的解放牌自行车，去镇上寄信。腰痛让他稳不住车把，前轮不偏不倚压在一堆积雪上，表面已经被冻得结实，和冰一样滑。
他就连人带自行车顺着堤坝滑下去。
后来因着这辆车又出了别的事。我们几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致认为这车太过不祥，悲恨交集，而把它烧成一堆铁渣。但那是后话了。那天我们直到午后才发现不对劲，按理说，清晨骑车去镇上寄信，午饭前总该回来的。然而午饭做好了，直到放凉也没等到嘎子哥，大龙哥那天又不在。黄子先慌起来，拉着我顺着必经的路去找他。
我俩在堤坝下、河水边的草丛里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躺了两个小时。
我借了辆平板车，跟黄子一个人拉一个人推，把他带回去。黄子在后面边推车边哭。我放任他哭了一会，等到快要进庄子里的时候，我说你别哭了，大龙哥这会该在宿舍了，等下看见你哭着回来，他会慌的。
他就用袖子胡乱擦了擦眼泪，把脸抹得一团花。他吸了吸鼻子，哑声说：“我去叫人，然后喊余老师过来。”
我把平板车放下，一手扶着嘎子哥，一手给他挡太阳。雪霁之后阳光就狂烈起来，照的人眼睛发烫，农闲时节的午后，村庄一片寂静。我那时有一种冲动，想冲进每一户家里，把每个人从床榻上、躺椅上、炕头上摇起来，让他们别再睡了，如果你们不睡，嘎子哥也不可能一个人躺在那里几个钟头，一直没人发现。但我还没来得及冲动，嘎子哥就醒了。他伸出手想抓我，才发现根本伸不动手臂。
我身上的寒毛一瞬间倒竖起来。
余老师过来半蹲在他面前，问他：“你现在哪里不舒服？”
嘎子哥笑了，张了张嘴，没出声。大龙哥就站在后面，低着头看他。他替他开口。
“余老师，他疼。”他说。
余老师是坝上唯一的医生，下放到这的时间算来比阿云嘎他们还早。严格来讲他不算是医生，他在医科大教书，以带学生为主，不怎么亲自执刀。然而到了这边不知怎么，起初是知青们，后来是村民，有伤有病都来找他，甚至年轻妇女生孩子都来找他。他们仍然喊他一声“余老师”，他就不收分文给他们治，最多收点草药钱。他说条件不足够的时候，中医比西医更管用。
嘎子哥用来敷腰的草药就是从他那拿的。他早就提醒过，你那腰平常不能太劳累，趁着年轻，还好恢复。然而他这一摔，摔得余老师从来温和的表情都凝重了。他点了一支蜡烛，把纤细的针在火上烤过，一根根扎到他腰上去。
我们围成一个圈，一言不发地看余老师扎针。他把针拔出来的时候针孔里流出红黑的淤血，龙哥盯着那些针不放，问他：“能恢复吗？能吗？”
余老师把针尖擦干净，抬起头。我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是希望我说实话的。
大龙哥明显焦躁得不行。那怎么办啊。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怎么办啊。
余老师扎过针以后，嘎子哥的手臂能抬起来了。这让我看着没再那么害怕。他伸出手，覆在大龙哥那两只无措的手上，轻轻拍了拍。他说：“我躺两天就好，不就是摔了一跤，多大点事。”
“先加强营养，躺几天养一养，再说吧。”余老师把针收回腰包里去，站起身，看了他俩一眼。他们的事情他也知道。他轻声说，“我明天再来扎针。”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不说话。
原本，日薄西山之后，是我们狂欢的时候。大龙哥用早上劈好的柴草点燃了炉灶，炖上豆角和白菜，有时候加一丁点猪油，香气盖都盖不住。河流从堤坝旁边湍急地淌过去，我们就对着河流唱歌，或者回到我们的小砖房里、躲在柴房里，低声唱那些多年未闻，但还没被遗忘的曲子——白桦林、山楂树，站在岸上明媚的姑娘。
但今晚一片寂静。我们都没睡，随便吃了点晚饭就躺在榻上。大龙哥从外面进来，看见煤油灯还亮着，嘎子哥躺着睡觉，男孩们却也一个个缩在那，死气沉沉的。他把手里的捣火棍往旁边一扔，朝我们丢了句：“起来个人，不睡就来帮我烧柴。”
我离他最近，因此我站起来，低头捡起地上的木棍。还没走进灶房我就闻到姜酒的味道，滚开的酒混着姜片，在锅里翻腾着，好像混在其中的还有别的，淡粉色的，有点发紫。大龙哥没说那是什么，只让我烧火，火要小点，慢慢炖。
但我见过这东西，那让我联想起一些不太愉悦的记忆。当年出去参加比赛之前，食堂开小灶，单独炖给我，说是加强营养。我吃不下，偷偷给倒了。而如今又在千里之外的灶台上看见它。我没说话，蹲下来往灶膛里添加木柴。
“方方，”大龙哥突然开口了，“我挺害怕的。”
我说哥你不要怕，嘎子哥一定能恢复。但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大龙哥摇摇头，又往锅里加了点姜片。
他说：“不是。他要是站不起来我肯定照顾他一辈子，这没什么。但我怕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怕他疼，我怕的是他疼了却不跟我讲。我怕他也在害怕。”
大龙哥很少一次说这么多话。我抬起头看了看他，他没什么特别明显的表情，只是皱眉。他不像嘎子哥哪怕皱眉都有些倔强的好看，他皱起眉来整个人都阴郁了，愁云积聚，少有的脆弱。我说：“龙哥你得先坚强。”
他叹了口气，让我熄了火，盖上锅盖焖着。他说，你先回去睡觉吧，我等会就来。又说，幸好你们几个小的来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帮他烧柴这件事，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抬起头的时候，他做着手里的事，就如同没说过后一句话。我走出去发现月亮已经出来了，就挂在天角，浑圆剔透，亮得让人紧张。
熄灯之后我听见一声轻微的门响。
我睁开眼，看见龚子棋躺在旁边榻上，眼睛也睁着。我们都没睡着，但是都不出声。我们听见大龙哥进来，把碗放在桌上，脱了厚外套。他搅了搅碗里的东西，轻声说：“嘎子起来。”
床铺轻微响了几声，嘎子哥靠着枕头坐起来。他问他：“这是什么？”
“……中药。”大龙哥沉默了一会，继续用勺子搅着瓷碗，“我问余老师要来的，得给你好好补营养。”
嘎子哥大约是发现了他有点别扭，他总是这么敏锐。他看着他，问他：“到底是什么？”
“哎呀。”大龙哥从嗓子里笑了一声，“怎么了，我还能害你吗？”
我发觉气氛不对，悄悄侧过脸，从枕缝里看他们。嘎子哥低烧了一天，在月光底下显得脸色更白。他看看那只碗，又看看大龙哥的眼睛，等着他开口。实在没办法，大龙哥凑上去，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两句话。
嘎子哥抬起手，在他脸上印了个巴掌。
子棋吓了一跳，想起身，被我给按住。我听见嘎子哥沉默了片刻，压低声音，骂了一句，他说你他妈给我吃这种东西，你不忌讳我忌讳啊。
大龙哥侧着脸，一动不动。我再也不能装作已经睡着，翻身坐起来，走过去。我接过那只碗，还烫着。于是我转着碗吹了吹，我说：“嘎子哥，这个东西啊，我家乡那边叫紫河车。紫色的紫，河流的河，很好听吧。……它是好东西。”
嘎子哥咬了咬牙，把碗接过去。
和我当时一模一样，他盯着碗里的东西不放。然而我当时偷偷把它拿出去倒了，他却低下头，汤汤水水地喝了下去。喝的太急咳了两声，险些呛到。
“我该打，该打。”龙哥仍然皱着眉，顺着他的脊背抚过去，他说，“对不起。”
我回去的时候子棋扯着我的胳膊，不让我睡，他问我那是什么，紫河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筋疲力尽，脑袋一跳一跳地疼，胸口也发闷。但他还在问，一双眼映着亮光朝我看。
我说紫河车就是胎盘，人的。但煮熟了就是营养品。
他显然难以相信，睁大眼睛，把我攥得更紧。我觉得头痛欲裂，轻轻挣开他，翻了个身。
“别说了，睡觉。”
他嗯了一声，把我的手抓着。你睡吧，他说，我看着你睡。
余老师来扎了四五天的针，发觉状况不对。嘎子哥一直在低烧。前两天伤势好转了一点，继而更加严重。他说，还是去医院吧，带上钱去县医院，别耽误了。
我们翻箱倒柜在屋子里找钱。来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些，加上一点演出的补助金，总共翻出二三十块。拖拉机又被借去了，不在庄子里。我们用马拉车，车板上铺了一层厚重的棉被，让我们的哥哥躺在那上面。我们盼着它能像雪地一样柔软，又像炕床一样暖和，能托得住他。
天不亮我们就启程，没法上跑着卡车的公路，就从土路走。快马加鞭赶到县医院门口，他们才刚刚开门，楼房灰蒙蒙的，铁门敞开，有人在院子里扫地。黄子拉着我跳下车跑进去，一进门就到处喊医生。医生似乎还没上班，导诊台只有椅子没有人，大堂里空空如也。
通往科室走廊的铁栅栏还锁着，我心里着急，上去就敲了几下。生锈的栅栏带着铁索晃了晃，纹丝不动。
有人问我：“小同志你找谁呀？”
我手掌上都是暗红色的锈，斑斑驳驳，蹭到了衣袖上。我转过脸，就看见一个身影。
我就是在县医院里第一次看见他。
[ 他 ]
雪停了之后，男孩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他大名叫蔡程昱，起初我们叫他“小医生”。因为相比我们印象里白发苍苍的医生而言，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没比我大几岁。他站在病房里，伸手拉了一下挂绳，百叶窗就徐徐卷上去，透过窗叶，阳光一格一格地洒在他脸上。他说：“我年龄不小呀，我十六岁就上医科大啦。”
一九七五年的二月底，坝上的春天刚刚露出一点踪迹，又被料峭的春寒掩住。蔡程昱带着我，去给嘎子哥交住院费。我看见他一个人走在我前面，白大褂洗多了有点泛黄，但那并不妨碍它耀眼——这个人是剔透的，是清澈的，我第一眼见他就发现。他看见我落在后面，停在走廊里等我。
“你那个哥哥，怎么这么现在才送来呢。”他说，“再耽误几天，他可就真站不起来了。”
我没说话，攥着手心里的钱，有点担心它们够不够负担住院和治疗的费用。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几张纸币，明白过来：“哦，你们是附近庄里的知青吧。”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怎么答话。这人生来就有种扑面而来的明亮，照得我有些无措。他把手搭上我的肩，告诉我：“没关系，你别担心。”
走廊上有种消毒水的凛冽气味。我说我不担心，不担心，无论如何总要积极一点。他就笑了。缴费处的会计把公章盖在收据上，让我拿着这个去取药。我把钱换成收据，又把收据换成一大把叮咚作响的玻璃瓶。
等到玻璃瓶里的液体变成点滴，一点一点注进嘎子哥的血管里的时候，我站在窗前，并不知道新一阶段的生活已经开始了——在冬天快要结束的二月份，他来了，我就从故事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孩子变成大人。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嘎子哥住院了，我们开始轮换着陪床。我负责下午，等到太阳西斜的时候，换大龙哥带着晚饭来，直到第二天清晨，黄子或者张超来替他。那辆罪魁祸首的自行车如今派上了用场，大龙哥往链条上抹了点油，它就连接起从坝上到县城的几十里路。
但我不会骑自行车，从小就不会。我只会站在三八大杠侧面，让它一溜烟地滑，却始终不敢跨上去骑着走。小蔡医生说要送我，让我坐在车后座上，然而本就不太结实的自行车撑不住两个十几二十岁的男孩，轴承吱呀作响。我只好从车上跳下来，我说不用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跑去跑回。
他不太相信，睁大眼睛看我。我笑了笑，我说：“我以前是学长跑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外人提这件事。半年多以来，它始终像是我一个不愿揭开的过往，打开来看全是羞耻，全是不堪。然而我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对着他说出来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到底是什么让我忽然可以把它放下。于是在通红的夕阳里，我又一次跑起来，这次没有柏油路，也没有教练或者观众的呼喊声。在路上的时候我只有我自己，还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坝上在东边，我就背着日落的方向跑。
怎么能背对着红太阳呢。我边跑边想，然而想着想着就笑出来。我在跑去跑回的路上，用力拉扯自己，扯掉胸中块垒，把它们全部丢进田地或河流里。
说是轮流陪床，但做完手上的活计，大家一个个全都跑来。有时候我推开病房门，里面的说笑声快要把房顶震塌——我们太善于苦中作乐，且其乐融融。跟着小蔡医生去取药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是好事。”
他又说，人总是先得学会怎么有情地活，再学会怎么无情地活，可是很多人会把第一步跳过去。而在当时，我尚未能听懂这句话——他比我大一点，但明白的事情比我多了太多。
七十年代中期，一切都还没变，却又正在变，就如同初春将至未至。我们庄里的女知青已经学会把毛衣一角塞进裤腰里，不经意般显出玲珑的腰线，或者用手油“养”睫毛，养出一双猫一样妩媚的眼睛。其中最引人注目、最不拘束的那个姑娘叫燕儿，有一次龚子棋干完坝上的活计，来医院找我说话，他说你知道吗，燕儿跟人私奔了。
那时，“私奔”这个词对我还有一点陌生，它似乎只出现在那些早就不见踪影的旧时代小说里。她男人我见过几面，有一次是在柴禾垛旁边，我去劈柴，看见她从柴禾垛后面走出来，用手指拢了拢头发。她鬓角上有干草，但这并不妨碍她楚楚可爱，她看到我，粲然一笑，喊我：“方方呀。”然后他男人也出来，完全没她那么大方，弓着腰，遮遮掩掩地走了。
我不信她为什么愿意跟这样的人私奔。我正想问问细节，龚子棋摆了摆手。
“一路过来累死了。”他伸手就要去开病房门，“进屋一起坐着慢慢说。”
我横着跨了半步，挡住他。
“怎么了？”他看着我，问我，“屋里有人吗？”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怎么说，只能告诉他：“大龙哥在。”
他眼珠稍微转了转，明白了。看到我表情的时候他笑笑，他说：“你怎么还害羞了。”
我抿了抿嘴唇，心想要不要告诉他。方才我其实并没撞破什么——只是看见，并没撞破。我推门很轻，几乎没有声音，我看见病房里除了他们没有别人，看见百叶窗半合着，一个人坐在床边，一只手撑在另一个人身侧，他亲吻他，宁静又热烈。我轻轻把门关上。门没办法锁，我觉得我应该站在门前守着。
我就一直守到了龚子棋来。他是我们五个里面话最少的，却是晓事最多的。我不说话，他就笑道：“哦，我们方方是看见爱情了。”
他说得有些直白，我侧过脸不去看他。但我还是跟他去了小花园，坐在石凳上。灌木刚刚抽芽，有病人举着吊瓶，慢慢从对面走廊上经过。我想让他继续讲燕儿私奔的事，他却摇了摇头，仍然是笑，他说你还不懂呢，跟你说了也没意思。
我不服，我说：“我怎么不懂，你说啊？”
龚子棋想了下，清了清嗓子。
“燕儿啊，昨天有人撞上她在河滩上跟他男人……”他顿了顿，“她觉得没脸见人，第二天一早不就跑了么。”
说罢他看了我一眼：“你看，我说你还不懂吧。”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明显有些烫手。从小到大没人跟我说过这些——从我懂事开始，爱与被爱都是禁忌：恋人是战友，夫妻是同志。当然大龙哥与嘎子哥是相爱的，这我知道，但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甚至连旁观者都算不上，更别提身在爱情之中。我好奇又不敢好奇，等到走廊上拎着吊瓶的病人终于挪进了房间，我才问他：
“为什么，爱一个人就要跟他接吻，就要跟他……”
我截住了自己的话音。我意识到自己问了个什么样的问题。但他又笑了，他坐得离我近了些，压低了声音，他说，真的吗，你长这么大了，没喜欢过别人吗，我不信。
我想说有过，我喜欢嘎子哥，但那种喜欢和我说的喜欢并不一样。我还想说你才比我大几个月，凭什么说我。但我没说出口，因为他忽然靠近我，用唇在我唇角碰了一下。
仅仅是轻微触碰了一下，很快就离开。我抬起头看他。
他说：“我以为你会马上逃走。”
我承认我很想这么做，但我没有。我手心有点出汗，湿湿黏黏的。我问他：“为什么？”
他大概没听明白我问的是他刚才那句话，还是那个称不上亲吻的亲吻，因此他噎住了，噎了半天才说出来一句：“你很好看。”
在他深黑色的目光里我直视他，又问他：“还有呢？”
心慌的人这下换成了他。
他搓了搓手，两手用力交握着撑在下巴上，垂下双眼。他说：“我觉得你很好。我说不清楚。”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风越过灌木忽然吹向我。我就在那阵风里回过头看他，我叫他名字，龚子棋。我说：
“在你能说清楚之前，最好不要亲我。”
回病房的路上，我本来想和嘎子哥聊聊这件事。说实话虽然我把他堵得无话可说，但我实在无措，实在无法理解。而嘎子哥应当比我了解怎么去爱，或者怎么判断自己是否爱一个人。然而推开房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太对。大龙哥坐在病床前，小蔡医生也在，窗帘仍然半合着，他们都不讲话。
我看了看，不确定是否该开口问。是嘎子哥先出了声。方方来了，他说，坐下休息会吧。
我随便扯了张板凳坐下，我问他：“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嘎子哥笑了：“没事……”
那个“事”字还没落下，大龙哥忽然看向我，他说：“方方，医院催缴医药费。你当时交完的钱还有剩吗？”
他根本不用问我。我们所有的钱都换成了一张床位和大堆玻璃瓶，这些他都知道。我登时明白过来这沉重气氛的来源——医药费续不上，嘎子哥就必须得出院。但他不能。小蔡医生说了，他还不能。
“有没有人……”我咬了咬后面的牙根，“有没有人，找我们去演出？”
大龙哥嘴角带了点笑，把空的葡萄糖瓶放在手里，倒来倒去：“有，但他们点名要看嘎子跳那民族舞。我说他腰伤在住院，他们告诉我，知青战士应该轻伤不下火线。”
他一次性说这么多话，不是慌张就是气急了。我抿了抿唇。
“我去给跳一次，然后拿演出费回来再慢慢治。”嘎子哥看出龙哥的笑带着情绪，拍了拍他手臂，被他挣开了，于是他喊他，“大龙，别着急。”
大龙哥没说话，一直捏着那瓶子，然后我们就听到一声脆响，玻璃瓶终于在他手里开成一朵小花。他攥着手心，血滴答滴答往下淌。
小蔡医生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了纱布和药棉，低下头，把他手心里的玻璃清干净，涂上药包好。药棉落到地上，他又拿了扫帚和簸箕，一点一点把它们扫起来。我看着他簸箕里那些晶莹的玻璃渣，间杂沾着血的棉球，有点出神。他碰碰我的肩膀，他说方方，跟我过来。
直到蔡程昱被停职处分，大龙哥和嘎子哥才明白那些钱的来源。我们几个小的第一次选择瞒着他们，一直到治疗结束，嘎子哥出院。然后第二天，县城那边就传来蔡程昱蔡医生被停职的消息，处罚相当严重，整整半年。
余老师倒是乐观，他听说以后告诉我没关系，县医院不要他我这边要他，你让他过来。我把原话带到之后，等了好几天时间，才在村口见到他。他没骑自行车，走着过来的。那时已经三月，河边的柳树全部抽了条，他就从那些嫩黄色的柳条里走出来，看见我，对我笑笑。
我们一碰见他就跟他说对不起。
“没有的事。”他摆了摆手，行李在他肩上晃了晃，他说，“敢作敢当嘛。”
但是实际上他这话说的不对，因为是我们共同瞒天过海，最后却让他一个人“当”起来。那天，他用报纸包好玻璃渣，把我带出去。医院已经下班了，除了急诊室的一点小灯还亮着。他不让我说话，也不让我问，把我往楼上带，摸黑拐了几个弯，停在一扇门前。
他说：“你帮我拿一下。”
我伸手，接到一个小布包。他从小布包里拿出两股细铁丝，绞成一股，转进锁孔里。我立刻反应过来他要做什么，我拉住他手臂：“不行。”
他竖了一根手指在唇间，要我噤声。门就在他放下手指的时候被他转开了，他把我拉进去，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抽出一摞本子，他撕了一张，告诉我：“手电筒在包里，帮我照一下。”
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们是在共同犯险。我是为了嘎子哥，然而他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当时没有想，只顾着紧张。我帮他打着光，看见他对着会计的字迹，一笔一笔往上描。我说：“这是犯法。”
“我知道。”他低声说，“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当年还没听过那个著名的海因茨偷药的故事，没法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我的矛盾。我脑子里乱的很，眼睁睁看着他描好一张纸，递给我：“这个是收据。然后再记账。”
我接过去的时候突然想到第一次见他那天。我站在清晨空荡荡的医院里，拼命敲门，而他就出现在我身后，问我，小同志你找谁。他那眼神真剔透，好像阳光直接能穿过他照出去。但这么剔透一个人，现在为了我们几个谋面未久的人，在昏暗的光线里编造谎言。我心里越来越难受，咬了下唇，轻声说：“抱歉，是我们连累你。”
他从账本里抬起头看我。
“方方。”他喊我，“方方，你这孩子，你得学着没心没肺一点才好。”
后来我想过，到底为什么，他们一个个明明都不比我大多少，却总愿意当我是个孩子。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个个来了，又一个个离开，留给我疑惑，然后让我从今后漫长的生命里去寻找答案。
蔡程昱被停职，来到坝上，暂住在余老师那里，实话讲我愧疚但又有点高兴。他身上某种东西很能吸引我，是别人都没有的。那个春天是坝上最热闹的一个春天，嘎子哥出院了，蔡程昱来了，所有人都在。然而小蔡医生当时说的很对：我应当没心没肺一点。因为在我们打下槐花做成糕点，折下柳枝编成提篮的时候，一半的我在享受此刻，一半的我在想，我该拿什么留住这一刻，留住这个春天呢。
孔老二有句话被批了好多年，叫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是逝去的时间就像坝上的河水一样，日夜不停奔流不返。我不喜欢孔老二，但我认同这句话。
在那个春天，我才刚刚睁开眼睛，刚刚看见不同以往的世界——因着我们的朝夕剧团，才发现美好的另一种形式，因着哥哥们发现寥远，因着小蔡医生发觉明亮，因着子棋一个毫无缘由的吻，才明白我原来还可以去爱人。
我该拿什么留住我热烈而深刻的一九七五年。
[ 子棋 ]
他说，我当时告诉你爱是什么，原来就是为了让你去爱别人的。
这是子棋离开之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入春之后一切都忙碌起来。耕地、播种，还要照料初生的牛犊和羊羔，我们有不少是第一回做这些活计，生疏极了。手上的茧子很快就磨出来，是先磨掉表皮，露出嫩肉，痛一阵子，才能长出茧。大龙哥说有茧子是好事，做起活来就不疼了。
田埂上的风是带甜味的，是草木的味道。我坐在田埂上，蔡程昱教我怎么像牛羊一样吃草——有一种白心的草剥掉表皮嚼出绿汁，尝起来是甜的，还有一种三瓣的、像兔子嘴一样的草，马爱吃，人也可以吃，有种嫩叶的酸味，非常爽口。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些，他说：“我跟我外公在乡下长大。”
我们城市里的孩子不会吃草，我们想吃炸糖糕和花生糖，可是买不到。然而我发现吃草竟然也会上瘾，从一根根草叶里找那一丝甜味，实在有趣。他跟我一起坐在田埂上，看着天，开始哼歌。
他唱：“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我问他：“你在唱什么？”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调子，和我们剧团表演唱的那些斗志昂扬的歌曲太不一样，他像唱歌又像吟诗，清亮亮的悦耳。他说：“是《诗经·豳风》里的一篇，叫《七月》。”
我又问：“是诗，还是歌？”
他说：“在很早以前，歌就是诗，诗就是歌。”
我看着他。他只穿了件刚浆洗过的白衬衫，不怕冷似的，坐在春风里。我跟他并排坐着，看见刚出生的小牛犊沿着田垄慢慢走过去。他喊我，方方，他说：“方方想看书吗？”
书对我来讲是相当陌生的。自从开始训练长跑之后，看书于我就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但近两年，我着实看见有人从怀里掏出一沓草纸似的手抄本，坐在树下读，一读就是一整天。我说，我想，又说，但你要小心，小心一点带过来。
他笑笑，说他知道。第二天他就背了个蓝布包来，问我要剪刀，又问余老师要来针线。我坐在他的炕床上，看他咔嚓两刀把布包剪开。他就像打开麻袋倒麦子似的，倒提起他的包，把拆开又粘好的书页全部倒在我手边。
“都给你！”
我是什么时候爱上蔡程昱的呢。
我说不清是哪个具体的时间点，或者是在他把那些撕掉封皮、拆成几本、分开装好的书倒在我面前时，我就喜欢他了。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喜欢的时候，就在喜欢他了。那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多月，我们剧团在外地演出。他留在坝上，跟着余老师，学习怎么从漫山遍野的野草里认出哪些可以入药，把它们采下来，然后在院子里晾晒。
我唯一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在我们即将离开的一个演出的镇子里。他或许还给我寄过别的信，但在信寄到之前，我们就赶往下一个城镇。因此他信里的文字是不连贯的，他说，我上次给你说过的那本书我找到了，等你回来就可以给你看。又说，余老师家的猫儿生崽子了，有几只长得好漂亮。
我躺在临时的住处，礼堂后面、一个架了几张床板的平房里，仰着头对着光，读他的信。黄子趁我不注意，走过来一把给夺到手里，我吓了一跳，几乎从床上蹦起来，叫他：“哎，你干什么呢，你还给我！”
黄子跳到一边，把它打开，看了看，泄气了。
“这有什么嘛，不就是蔡医生的信。”他把它像丢纸团一样还给我，“我还以为是哪个小姑娘呢。”
龚子棋过去按了按他的肩膀，黄子你这样不对，他说，别人的信你不应该看。但我总觉得他不是要说黄子，他是在看我。我侧脸对着他，很明显地感到一把融雪似的目光洒在我脸上。他终于朝我走过来。
他拍拍我衣服的某一处。他说：“我们方儿，最近是在共读西厢呢。”
我寒毛起了一身，他拍的那个地方正好是我藏书的地方，是蔡程昱给我的《红楼梦》。但我不知道他也看过。好在男孩们似乎没听懂，仍然在说笑打闹。我抬起头看他。
“方，你得小心一点。”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你把它们藏在柴禾垛里，我能发现，别人也一样能发现。让外人看见就麻烦了。”
我看着他，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给他道个谢。正想着，嘎子哥推门进来了。剧场后勤给演员准备了夜宵。他喊我们“孩子们”，让我们过去吃饭。于是他没再说话，搭着我的肩膀出去。我们一人分到一碗加了香油的阳春面。龚子棋跟我说：“我不喜欢他。”
我知道他在说蔡程昱。我挑了一筷子面条，低下头，看着它们一根一根从筷子尖上滑下去。我问他：“为什么？”
他答得很简短。他说：“因为你。”
我抿了抿唇，没答话。嘎子哥坐在旁边那桌，回过头，冲我笑了笑，说：“方方你干什么呢，面条再不吃就全黏在一块了。”
“嗨，你别管他们。”龙哥碰碰他的手臂，他说，“男孩们慢慢大了……有心事不能跟我们说了。”
嘎子哥看着他，眼睛里带着笑，他说：“怎么不能跟我说？”
大龙哥捧起碗喝汤，喝罢抹抹嘴，从长条凳上站起来。
“因为你老了。”他说。
如果我当初爱的人是他，一切又会怎么样呢？
龚子棋是我们之中体质最好的一个，哪怕我从前天天两万米，田地里做起活来也比不过他。他也是最让姑娘们注目的一个，她们不太喜欢我们这种稚气未脱的男孩，她们喜欢他，但他不喜欢她们，这就让她们更加喜欢他。我甚至猜测过他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对谁动情，可医院花园里那个亲吻彻底否定了我的猜想。
我并不厌恶那个吻，一点都不厌恶。
只不过每当我想起那个给我一个亲吻的他时，心里都会有些怅然——他很好，我为什么不能爱他呢？在冬末春初的医院里，他像叫醒一个沉睡的幼鸟似的，把我左边胸口那块东西叫醒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愿意爱他呢？
在他走后我经常想他。如果想念可以弥补遗憾，我须得想他八十年。可是想念不能，我只好一直遗憾着。
演出结束之后，我们辗转回到坝上，准备新一季的忙碌。那时坝上的景色已经又一次改变了，原先刚刚抽条的柳树，如今繁茂得有些凌乱。河水也变得丰沛，等到入夜，许多萤火就会从河畔的灌木里飞起来。
一场雨透彻地浇在我们的麦田里，雨停之后，我和蔡程昱坐在一九七五年夏夜的坝上，衬着月光，他给我念那本“上次跟我说过”的书。我真想他。我第一次体会到想念是什么滋味——就像月亮吸引潮汐似的，每天都在潮起潮落。他给我读那本书，名叫《情人》，讲的是一个法国少女，和她在湄公河渡口遇见的中国人。
他们很相爱，那种爱是奇怪的、晦涩的，但他们相爱。然而后来，中国人回去了，在离别很久之后，法国少女才为她的情人流泪哭泣。她才发觉她是用前所未见的爱情在爱他。
我问他：“他为什么要回去呢，他不是爱那个女孩吗？”
我忘记了他当时回答了我什么。我只记得他抱住我，一个多月的想念就全在这一个拥抱里化成了一滩水。我在水上漂着，不知去向。他轻声问我：“方方，可以亲亲你吗？”
我点了点头，可以。他又说：“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好看？”
其实我想说有。就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有个人说我很好看，在那之前，他也给过我一个轻若无物的吻。但我没能说出口，他的吻就来了。我比那晚篡改账目时心跳还快，因为这意味着更深更重、更难饶恕的罪责。蔡程昱没法再一人担着，我也是同犯。
他轻轻拨开我的衣领，于是我也做着同样的事。他把唇挪到我颈上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见夜空，突然理解了从前那个燕儿。繁星多灿烂，在这样一片河滩上和喜欢的人亲近，像天鹅一样交颈，是多么顺理成章。
我忽然听见有人喊我，那个声音很远。他喊我：“方方，方方——”
我不确定那喊声真的还是我的错觉。他把手掌伸进我的衬衣里，我的身体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冲动，想把我的躯体和他的按在一块，嵌在一起。然而那个喊声又来了，越来越近——“方方，方方……”
他只好放开我。我们刚匆匆理好衣服，那两人就跑来了，是张超和黄子。张超跟我说：“方，龙哥让我们来找你，宿舍里来人了。”
这个“人”指代的范围有些过大了。我问他：“什么人？”
他把手搭在我肩上。反正就是有事，他说，你回去，回去就知道了。
屋里果然坐着两个人。陌生面孔，三四十岁的模样，穿着蓝布衫。我心里突然一紧，我有点害怕这种场面。是这样的蓝布衫对我说：你条子不错，适合去练长跑。也是这样的蓝布衫说：还有什么，仔细想想，再交代一遍。
那两人可能是看出我有点紧张，其中一个笑了笑，对嘎子哥说：“你看看，你的弟弟们舍不得你们。”
另一个说：“小同志别害怕，是好事。”
黄子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在我和蔡程昱在河滩上的时候，屋里发生了什么。来的这两位是市立剧团的领导，偶然看了我们的演出，觉得很好，来要嘎子哥和大龙哥走。
“等到有了团里编制，待遇会好很多。”蓝布衫领导说，“也不用在这小庄子里憋着了。”
大龙哥在一旁坐了好久，终于开口了，他说：“我们俩过去，那他们几个孩子怎么办？”
那人看了我们一眼，笑了。
“不是孩子了呀，他们。”他说，“你们要不是知青，这个年龄，在这庄里都该娶媳妇抱小子了吧。”
哥哥们不说话了。我知道这事其实已经没有转圜余地，我们这种民间自发的剧团，让市里把人收走，本身就是一种破例，代表着对他们能力和水准的极度认可。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拒绝。我说：“好，我们会照顾好自己。”
又说：“你们也要记着我们。”
嘎子哥忽然间眼眶就红了，他说：“再给我俩一点时间。”
市里来的领导表示理解，说这段日子正好没有演出安排，可以留时间给他们收拾整理，秋天来剧团报到。我和黄子把他们送走，回来的时候嘎子哥在发呆，龙哥正在收拾领导们带来的果品，他把一罐水果糖递给我：“这个，你们拿去分了吧。”
我接过去，打开罐子拿出一个，我说：“龙哥你给嘎子哥一块。”
“他不吃糖。”他把一网兜橘子挂在床头，“你自己吃吧。”
我摇摇头，晃了晃手里那块糖，玻璃糖纸闪闪发亮。我说：“吃点甜的会高兴。”
龙哥看了看我，接过去，剥了糖纸送进嘎子哥嘴里。他没拒绝，把那糖在口腔里从左到右过了一遍，忽然笑了。
“一万年太久，”他笑着叹了一声，“一万年太久。”
我半夜被热醒，觉得口渴，摸黑找到热水壶，发现里面也空了。我醒了就不太容易再次入睡，于是打算去灶房现烧一点。我拎着水壶推开灶房的柴门，发现龚子棋竟然也在。
“喝水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去打水吧，我去拿柴火。”
我应了一声，出去拎了一桶井水。外面月光非常亮，照得人影相当清晰。他出来取柴，经过我的时候站住了，眼神落在我领口上。
我把水桶放在脚边，也看他。他伸出手，把我的衣领往旁边拨了一下，我就明白了。我知道那里的皮肤上有个深红色的痕迹，是蔡程昱给我留下的，我在他同样的位置也留了一个。子棋在那个痕迹上看了看，轻声问：“这下你知道了？”
我反问他：“知道什么？”
“你上次问我的，为什么喜欢一个人就要……”他笑了笑，“你现在知道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索性拎起水桶回到灶房，把清水倒进锅台里。他也回来，把柴火填进去，用洋火引燃。水慢慢冒起气泡，有白烟飘在水面上，像坝上清晨的河流。我看着灶火出神，他就走到我身后，伸出手臂，从后面轻轻抱住我。
“子棋，”我说，“不行。”
他停顿了一会，有些踌躇地放开了，然后径直走出去。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等水烧开，然后灌到热水壶里，拎回宿舍。我喝过了水，躺在那里就再也睡不着了，大约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亮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等着。
龚子棋一直没回宿舍。
我第二天一早就发现蔡程昱脸上有新伤，在额角，一大块青。我问他，他只笑笑，什么也不说。
我觉得我那时真是冲动。后来我有想过，他已经不惮用不好看的姿势挣扎了，我又何必再去逼问他呢。但在那时，我看见他的伤，就气得到处找龚子棋，最后在马厩里找到他。他正在用铡刀铡马草。我过去就问他，你昨晚是不是打人了。
他根本不用抬头看，就知道来人是谁，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事。他垂眼笑了下，他说：“我只是推了他一下。他那额头是他没站稳，自己撞的。”
我沉下声问他：“为什么？”
他总容易在我直视他的时候心慌。他沉默了一会，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额头上缀着汗水，他随便擦了一把。
“我想看看他敢不敢跟我动手。”他声音低了一些，“他不敢就是懦夫，不配喜欢你。”
我是真的被他理直气壮的模样气到。我说：“只会动手的才是懦夫，比如你。”
他又笑了一下，不再答话，低头继续铡马草。后来我觉得他当时应当是故意的——他把铡刀轻微倾斜了一下，刀刃就不偏不倚落在他的手上。我站在那里，看见干草上忽然落了几滴暗红色，顺着它滴落的方向，我看见他左手的掌根。那里多了条一寸来长的口子，血流像小溪似的从里面淌出来。
他一动不动，就看着血落在干草上，被草料吸干净。我着实被那场面吓到，跑去灶房捞了一把草木灰，蹲下身捧起他的手，按在他掌根上。
“去找余老师缝一下。”我低声说，“伤口太深了。”
他望着我的侧脸，他说：“你给我缝吧，蔡程昱不是教过你一点吗。”
我拿着针线，抓着他染得殷红的左手，刚把草木灰擦干净，血就又渗出来。我找不到地方下针，他那伤口带点弧度，我又不知道下针之后该怎么走。我急得喘气都不太顺畅，他就把右手伸出来，在我脑后摸了摸。
我说：“我不会。”我把针扔在一边，眼圈立刻红了。我说，我不会，对不起。
龚子棋叹了口气，轻轻把那只受伤的手挣脱出来，一下、一下，把上面的血蹭在我脸颊上。我闻到腥甜的气味，眼泪刷地淌下来。
他看着我，少有的温柔。他轻声说：“当初我告诉你，你看见爱情了。我告诉你爱是什么，原来就是为了让你去爱上别人的。”
他起身出去，留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打了水，擦干净脸上半干的血迹，忽然觉得心里一阵怅然——不是难过，也不是遗憾，而是怅然，就好像心头凭空消失了一些东西，露出空空荡荡井口一样的一个洞。后来的那几天，龚子棋再没跟我说过话，他自己把手包扎了一下，龙哥问他，他说是劈柴的时候碰到了。他对关于我的事绝口不提。
再后来，坝上来了一群人，带着油漆桶，踩着板凳往墙上刷标语：一人入伍，全家光荣，为国奉献，义不容辞。龚子棋报名我甚至不知道，直到他收拾好包裹，亮出一个空空如也的床铺。在某个清晨，他像我们来的时候一样，坐上一辆挂着红花的卡车。
我没再见过他。
[ 余老师 ]
“我不怕没有笑容，我怕的是失去为你放声哭泣的机会。”
他们就像树上的叶子似的，一片片落下来，留给我一个寂寥的深秋。我不想这么快说到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因此我还想讲一讲坝上的其他人。比如说，和我们住在一条乡间土路上的余老师。
蔡程昱住进余老师家里之后，我在余老师那里的时间几乎比在宿舍的时间还长。他的房间里总飘着一种草药的气味，还有姜味，闻起来暖烘烘的。余老师兴致来了，就教我们英文和法语，偶尔还教几句意大利语。他用手指沾水在桌板上写字。
他说：“方方学东西很快，以后肯定有出息的。”
我二十岁。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命还可以有别的可能性，未来是模糊的，像一团雾——未来不是被雾罩住的东西，它就是雾气本身。然而那时我是愉悦的，夏末多雨，我常常穿着蓑衣沉甸甸地从田里回来，余老师家的猫不喜欢我，一见我就躲。它窜出去，蔡程昱就知道我回来了，他挽着袖子满手面粉从里间出来，说正在给我做糖三角。
糖三角是那种玉米面和精面和在一起，捏成的三角形面团，里面夹着糖馅，刚出锅的时候吃，热烫的糖就会一股股流下来。余老师说方方你还是个小孩呢，还喜欢吃甜的，又说，你看蔡蔡都不吃了，当心坏牙。
我笑笑，用手绢接住滴落下来的糖汁，听见门口几声奇怪的叫声，还没出去看，那个白花花、毛茸茸的小东西就蹭进来，往我裤脚上蹭。它的毛上还沾着碎草和泥汤，顿时蹭了我一裤子。
我那可是新做的裤子。我放下糖三角就往门外跑，站在门槛上朝远处喊：
“黄子弘凡！你的羊又跑啦！”
黄子弘凡远远答应了一声，几乎立刻就跑过来。那只跑过来的小羊有个胎记，我一眼就认出来是他最喜欢的那只，他的宝贝。他养羊比养小猫小狗养得还亲，迈进门槛的第一句就是问我：“你们没把它怎么样吧？”
我揪了一把小羊背上厚厚的毛，我说：“有，我打算把它炖了。”
那小羊好像是通人性似的，见到黄子，立刻从我手里挣脱出去，跑到黄子面前。他也不嫌它身上全是草汁，俯身就把它前爪拎起来，搭在膝上。
“小羔羊，”他蹲在门口和羊对话，“你小方哥哥说要把你炖了，我们快走。”
我笑着骂了他一句，扔给他一个热乎乎的糖三角。他朝我扬了扬下巴，他说：“你总是不回宿舍，刚才嘎子哥和大龙哥还说到你了。”
我问：“说我什么？我该做的活可都做完了。”
“不是不是，”他啃了一口糖三角，摆摆手，也笑了，眉飞色舞的，“他们说你是……咱们剧团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我一时间没听懂。然而余老师站在我后面，几乎笑出声。他轻声说：“我们方方，当可嫁了。”
我感觉从脖颈到耳尖一瞬间烧起来，手心也烫了。我说：“赶紧的、带着你的羊滚。”
黄子弘凡又跑又跳地滚了，小羔羊像个雪球似的跟在他后面，迈着小碎步，一步不落，看着让人怜。我站在门槛边上出神看了一会，蔡程昱忽然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
“你等下让人看见。”我象征性地推了他一下，“怎么了？”
“嗯……”他把脸颊搁在我肩上，“水泼到身上了。”
我的心口像是被人用小锤子打了一下似的，清脆响亮，叮的一声，把我的心立刻就敲软了。我反手过去摸了摸他的鬓角，闭上眼睛。
说起来，余老师也是秘密之中的人，他是那个见证了一切，但笑不语的人。因此我们尊敬他又依靠他，我们把他当成我们之中的一份子。然而，实际上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余老师自己的秘密——嘎子哥曾经跟我说过，他有个女儿，但他从来未曾提及。
于是某个清凉的夏夜里，我终于按捺不住。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漫天繁星当头洒下。我问余老师：“好像从来没听您说过您的女儿？”
余老师笑了笑：“她跟着她妈妈，应该快小学毕业了，是大姑娘了。”
他用晒干的药草泡茶，把热水注进杯子里，中药的苦香味就飘出来，闻起来很悠扬。他顿了顿，又说：“你们想听我说她们吗？”
我们当然愿意。我们没有想到他能这么轻易地把过往翻出来，就好像在讲书里的故事。那些繁华和苍凉，都好像是属于他人的，他只不过是把它们转述给我。
繁华是属于上海的，繁华永远属于上海。余老师在上海长大，先读法语，后来读了医学，再后来留在学校里带学生。妻子也是学校的老师，教声乐，听说相当漂亮，生下女儿之后，仍然能穿下年轻时那件月白色旗袍。
余老师对她的旗袍印象深刻。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他说，听见她的皮鞋踏在砖地上，咔哒咔哒响，他抬起头，看见一个穿月白色旗袍的背影。那时他就想，一定得娶她回家。
女儿上幼稚园的时候已经很聪明，会说不少法语单词，偶尔还能连成句子，会弹钢琴，会唱歌。那年夏天余老师牵着女儿的手，迎着早升的太阳送她去上幼稚园。小姑娘起初不愿意，后来发现在幼稚园里，老师和朋友都喜欢听她唱歌，满足了她的小成就感，她越发喜欢。
他牵着女儿，路过弄堂里的糕点铺。小姑娘非常喜欢那里的条头糕，可那东西太甜太腻了，余老师一般不乐意给她买。然而今天不一样，他把女儿抱起来，从柜台里挑了好几样糕点，包在纸袋里。他说：“给老师、朋友都分一点，也给妈妈留一点当夜宵。”
我能想象小姑娘那时的神情，她懂事却又没太懂事，若有所思又有些不解。她说：“爸爸晚上不回来吗？”
余老师笑笑：“妈妈要带你去个新地方。”
然而他妻子本人尚不知道这件事。他把女儿送去幼稚园，目送她进到铁门里，被那个格外喜欢她的老师抱进怀中，他才离开。到了傍晚他照常去接她，但只是在门口走了几步，等到孩子们都走完了，就回到家。
“我把囡囡给丢了。”他说。
余老师告诉妻子，他接女儿回来的路上，女儿非要吃对面弄堂里的条头糕，他没注意，不小心撒了手，女儿就跑进人群里不见了。
余夫人当然不相信，她问他，那你找啊，你去找了吗？
“我想的是，不找了。”余老师笑道，转身背对她，摆弄钢琴上的曲谱，他说，“我父母不是一直想……让我俩有个儿子。”
余夫人觉得自己听错了：“什么？”
“我说，我不找了。”余老师笑着答道，“小丫头聒噪，嘴又馋，丢了正好，我不喜欢。”
余夫人完全难以置信。她不信只是一天过去，她的丈夫就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她质问他，他丝毫不理，熄了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余夫人坐在黑暗里抽泣，哭了一会收了眼泪，简单理出来个包裹，她说：“你不找我去找，我找到了也不会再回来。”
她把门摔上。余老师面对着墙壁，睁开眼睛。
他在余夫人随身的钱夹里放了张纸条，他说：囡囡在她老师那里，你接上她去找她外婆，别再回来。他知道她会看见，然后女儿会从老师怀里出来，乖乖地把纸袋里的年糕递给她。
针对余老师的运动是第二天一早开始的，他早有准备。天没亮他就起来，收拾好房间，给盆景浇了水，打水洗脸，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然后把大门上的锁去掉。领队的那个孩子本来想砸锁，发现门居然开着，余老师站在钢琴旁边，正在翻看妻子留下的曲谱。
孩子把手一伸：“交出来。”
余老师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首法语的小夜曲，余夫人喜欢，他就把它译成了中文。他递过去，看见那孩子前前后后翻了翻，扬手扔到半空中去。
“混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余老师站在那里，看着曲谱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落下来。孩子们直来直去的拳脚比言语更有力，在那时，他似乎看见一个女孩，十五六岁，扎着两条辫子，薄薄的嘴唇，非常漂亮。他想，等他女儿长大了，估计比她还要好看。
他始终在风里等着那场雪，如今雪终于来了。他觉得如释重负。
后来，余夫人只给他写过一次信。信很简短，她大概有很多话要讲，然而心里的话越多，能够付诸笔尖的就越少，她写道：“我不怕没有笑容，我怕的是失去为你放声哭泣的机会。”
他回了她一句法语，是那首小夜曲的其中一句歌词——“Amant, nous avons pleuré ensemble”
爱人啊，我们曾同哭共泣过。
九月初的夜里，我还在睡梦中，被人轻轻拍醒。我睁开眼，居然是余老师，他还没睡，书桌上的油灯亮着。蔡程昱没醒，手臂仍然环抱着我。我揉了揉眼睛，慢慢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坐起身来。
他轻声说：“方方，你们剧团的自行车，能不能借我用用。”
“可以……”我一时没弄清楚状况，看看书桌上的信纸，又看看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没有，”余老师显然有些激动，他说，“我女儿居然给我写信了。”
他转身去把那张信纸拿过来，端着油灯，让我看。那明显是小女孩的字迹，但字里行间已经显出点娟秀。她写道：九月三日是我的初中开学典礼，我会上台唱歌，爸爸能来看吗？
落款是八月十三日。这封信用了将近二十天，才姗姗来迟地到余老师手上。我想了想，如果还没过十二点的话，那么今天是九月二日。
我明白他为什么连夜叫醒我。我披上衣服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外面在下雨。雨势不小，沿着门口的泥地几乎流成一条河。我问他：“您现在就要走吗？”
他点了点头：“我赶明天一早的火车，还赶得上。”
蔡程昱醒了，一直坐在床边听着，听到这里他站了起来，他有一件塑胶雨披，比蓑衣好用的多，是从前医院发的。他把它给我披上，什么都没说，陪我去宿舍推自行车。他只穿着单衣，出去就被淋透。我掀起雨披的一角搭在他头顶。
“没事，放下。”他一手帮我稳着车把，说道，“你给我吧，我帮你骑过去。”
他还记得我不会骑自行车。我一松手，他就跨上去，我站在如瀑的雨里，看见他的衣服湿透了，随着他骑车的动作，时常贴到脊背上，露出分明的脊骨。我忽然有点不太好的预感，就像当年教练坐着火车，预感我会比赛失利一样，好像一束月光击中了我。然而现在在下雨，我只能当那个预感是种错觉。余老师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们，他一分钟都不想耽搁，我努力拉着他，才给他穿上了那件雨披。
我说：“路上小心。”雨水顺着房檐滴在我肩头，我突然很想拦住他，但他已经骑在车上，在夏末秋初的雨夜里远去了。
三天之后，一位村民给我们送来一辆坏掉的自行车。车把已经严重扭曲，歪在一边。他说是在堤坝上发现的，它就沿着一道斜坡，横在岸边的草丛里，一半浸在水中。
那夜的雨把道路冲得像苔藓地一样湿滑。我们问他，在车旁边还发现了什么？他摇摇头，什么也没有，就是这辆车，我看应该是你们的，就给你们送来了。
我们宁愿相信余老师在半路上发现车坏了，扔下它步行去了火车站。
但我们还是把这辆车烧成了一堆铁渣。
我们已经愤怒了很多年，全在这一夜爆发出来。我们把柴草堆在自行车旁边，像对待罪无可赦的罪人似的，架起它，在它脚下点火——烧它，烧它，一切假丑恶务必全部烧光，决不允许它们死灰复燃。火光窜得比房子还高，火里传出铁架灼烧哔哔啵啵的响声。
终于，轰隆一声，被烧得不成型的自行车倾斜落下，掉进柴堆里，溅出一阵火花。张超站起来鼓掌：
“好！”
我们也跟着叫好，上去把火踩灭，把铁架踩得支离破碎。火光吸引了不少村民，他们都围在我们房前看着。这样的情形他们并不陌生，但这次的对象是一辆无辜的自行车，他们很不解，交头接耳地看，不太敢靠近。
我听闻嘎子哥和大龙哥走后，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探余老师的消息。
我们也一样。我们相信把那辆罪魁祸首的车烧了，余老师就会安然无恙。他必须得安然无恙，不然天地也太过不仁。后来黄子和小梁去上大学，张超参加工作，他们也在一直找他。
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总能找到他的，我相信。
[ 未来 ]
我难以想象未来是什么样的。我对明天既忐忑又期待，但无论我对它报以哪一种态度，它总会以同样的姿态前来。就像在那条无休无止的跑道上，我想象不了坝上的月光，而在坝上的风里，我也想象不了那个可能属于我的明天。
但嘎子哥说：“它一定很漂亮，漂亮得让人羡慕。”
又说：“方方才不到二十，多好啊。”
我想大约过了十年，我才忽然在如梭的岁月里理解了这个“多好”的意义。但那时，我没有察觉——二十岁是个多尴尬的年龄啊，单纯又不够单纯，成熟又不够成熟，既没法做大人，又没法做孩子。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在一九七五年的秋天，预感曙光即将冲破夜幕，势不可当地来临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我们，就好像看见了未来。
就好像我做老师之后，看着那些鲜衣怒马的孩子们一样。
入秋之后，我们帮二位哥哥收拾行李。我们总想尽可能多帮他们带一点东西，把布袋和网兜全撑得满满的。我来的时候，队长说“为坝上争光”，但实际上为我们争光长脸的是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那里看他们唱歌、演戏，已然十分痛快。
嘎子哥和大龙哥离开之前，大队里为他们开了欢送会，礼堂里放了鲜花，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热烈许多。当然，宴会开始之前，照常是队里领导讲话。会议内容不过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批宋江、查谣言那些，一遍一遍反复地讲。哥哥们又不和我们坐在一块，我们坐在最后排，剥着橘子，觉得马上要瞌睡起来。
忽然我听见话筒里传来：“尤其是要表扬阿云嘎和郑云龙两位同志，嘉奖他们在文化战线做出的卓越贡献。”
他们是多么受欢迎啊。几乎是他们的名字一被说出口，礼堂里就热闹了。他们上台领锦旗，台下的人就涌上去，张开手臂要与他们拥抱——他们被所有人喜欢和爱戴。我是在忽然发觉这一点时，才对离别这件事感到释然的。
因为我们共同分享了同样的骄傲与喜悦，分担了同样的不舍与牵挂。我与你们同在。
一切能够发现他们的美好、并且愿意为之付诸热爱的人，我们同在。
嘎子哥刚一走到台下，我就跑过去，格外用力地抱住他。他笑了笑，他说：“轻点轻点，我腰还没好呢。”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身上已经有些属于异乡的气息。那种气息让我有一种冲动，我要赶紧告诉他一些事情，一些我以为我永远不会说出口，会让它埋在心里化作尘灰的事情。我说：“嘎子哥，我跟你说个秘密。”
“什么秘密？”他温柔地看着我，他说，“你和小蔡怎么了？”
我摇摇头，不是。我说，哥，我以前喜欢过你，在遇见他之前，我一直喜欢的是你。现在也很喜欢。
“你说这个。”他又笑笑，眼角的笑纹河流一般蜿蜒开来，他说，“这个，我知道。”
我愣住了。我不知道我已经如此小心翼翼地藏着的事，他居然知道，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嘎子哥告诉我：“你大龙哥，他也知道。”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但他安抚似的摸了摸我的头顶，那里有两个发旋，因此我的头发是柔软的，和手心轻柔擦蹭的感觉异常温和。他说：“我们觉得……方方的喜欢真美啊，好像飘在天上。”
嘎子哥说蒙语长大，用汉语表达的时候时常会用一些奇异的词汇，却又格外贴切。我从前以为他在天上，而我站在地面上，不停地仰视他。但他说，我的喜欢飘在天上。他是行人，我是一阵自由来去的风。
我又抱了他一下，我说：“祝你和龙哥一直都好。”
他也把手搭在我肩上，拍了拍，他说：“也祝福你。”
那天晚上我们把他们送到镇上的火车站，上车之前，我们第一次在镇里的饭店吃了晚饭。我喝了酒，店家自酿的那种米酒，甜的，但后劲实在很足。以至于等我捡回记忆，完全清醒，已经躺在蔡程昱屋里的榻上。我睁开眼睛，对着窗外的夜空眨了眨。
蔡程昱正靠在我身边看书，余光看见我脑袋动了，给我扯了扯被子。他问我：“渴不渴，喝水吗？”
我摇摇头。我问：“他们都走了是吗？”
“嗯……”他把书放下，撑在我旁边看着我，指尖从我眼角滑过去，他笑道，“你不记得啦？他们上车的时候你还哭了，一张脸都是眼泪。”
他的温柔自带一种清澈，像坝上的河流似的，立刻把我浮起来。我把脸埋在他怀里，让他抱着我。村子里的夜晚比以往冷清了好多，从龚子棋到余老师，再到嘎子哥和大龙哥，一个个都走了，都以各种方式，要么被十八相送，要么无声无息地奔向四面八方。
我觉得我已经不畏惧任何离别了。
他用手臂揽着我，闭着眼睛，轻声说：“你听，你听……”
我也闭上眼，学着他的样子去听。我听见床底下传来细微的响声，非常悠扬，一声接一声，像一只小哨子。我放轻了声音问他：“是蟋蟀吗？”
他仍然闭着眼，又把我抱紧了些，附在我耳边，缓缓唱了两句：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原来那不只是一首诗歌，到了农历的十月，蟋蟀真的像夜间的梦似的藏到了床底下。我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自己真是好爱他。我往前凑了凑，把唇贴在他唇上。
他像呓语似的喊我：“方方，方方呀……”
我感到那种冲动又来了。就好像月亮对身体猛的一扯，让它突然醒过来。我透过窗户，看见草地上就长满了晶莹的白霜，觉得有点感伤，像小羊望着青草那样的感伤。在那种莫名的感伤里，我把身上唯一的单衣褪下，让他的胸口贴上我的。
我不知道在他眼里，我的躯体是什么样的。但做那事的时候，他着迷于亲吻我的锁骨和腰际，说前者是山川，而后者是河流。
在远古一般的群山和江河里，我们是刚刚落地的两个泥人。
他用温水湿了手绢，让我跪在床边，背对他，他给我擦脊背上的汗。我时常在这时错觉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帮我擦洗好，又躺回来，被窝里立刻多了一个人的温度。
那时我反手牵过他的手放在心口，我说：“我这里一直属于你。”
他笑了，他告诉我：“你属于未来。”
未来究竟是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未来的存在不过是今日的寄托，人们的生命，也不过是不断奔向一个又一个“未来”的过程。人们想到明日生，才能不在昨日死。
没有人能够不去想它，不去为它考虑。因此，蔡程昱的离开，其实是我能够预料的。
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怎么告诉我这件事，是我自己发现的。他把那封信藏在床垫底下，被重复打开又折叠，已经快要从中断开。信是他供职的那个医院寄来的，里面说，院里有个机会，要选拔优秀青年医生赴藏区支援边防医疗，他们问他有没有意愿。
我直接把那信亮在他面前，我说：“什么优秀医生，明明是没人愿意去，他们才找到你。像古时候的发配一样。”
他笑了笑，不否认。他问我：“你想我去吗？”
我反问他：“那你想去吗？”
他没有立刻答话，他拉起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河滩上散散步。我好久没和他一起散过步，秋深之后，坝上太过安静了，我走在水一样的寂静里，总是会想起离开的那些人。但今天只有他。他像兄长又像情人一样，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们沿着河滩慢慢走。秋风没有想象中萧瑟，仍然柔和地吹过来，带着水藻的气味。
他开口了，他说：“我篡改医院账目，被停职过半年，如果这次机会再放弃的话……”
“那你一辈子就完了。”我叹道，“我明白。”
我感到他在我肩上那只手紧了紧，然后松开，像是在那瞬间试图抓住什么似的。他说：“对不起，方方对不起。”
我摇摇头，我说：“我不至于……那么不懂事吧。”
他忽然又笑了，笑得有点仓皇。他一笑，河流上的潮水就朝岸边扑上来，打在石块和砂砾上。哗啦——
“方方，”他侧过脸看我，“你这孩子，我当初让你没心没肺一点，你这不，还是没做到。”
这一点他说的不对。如果我可以没心没肺，那么一九七五年的一切甚至都不会发生，我不会来到坝上，遇见他们，不会喜欢嘎子哥，不会让子棋为了我离开，也不会遇见蔡程昱，然后爱上他。
他告诉我：“但是方方比以前长大了。”
我们坐在河滩上，像当年对着月光读书一样，他给我唱歌。我想我后来学习声乐，成为演员，成为老师，很大程度上都与他有关。他唱的是一首法语歌，是余老师曾经教给他的，音调很高，跌宕起伏，歌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个单词。
Militaire，Militaire，入伍，入伍。
歌的旋律很欢快。我靠在他肩上，最后一次为他流眼泪。
其实，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他。
很久以后，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一个初春，下着雨。我下班回家之前，去书店里买这个月的《小说月报》，不知怎么就碰见了他。他牵着一个女孩来买童话书，我猜可能是他的女儿。他半蹲在地上，指给小女孩看书上的候鸟和鳟鱼，一抬头，就看见了我。
我先朝他笑笑，于是他也笑了。他让女孩跟我打招呼，小姑娘就招招手，并不认生，甜甜地叫我。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一会才发觉，原来这二十年就这样不着痕迹地过去了。可是二十年啊，他居然并没变多少——他脸颊上的痣还在那里，只不过似乎变浅了，被磨去一些，又涂上另一层光影。
打过招呼，他和女孩都不再看我，专心挑着童话书，也没再说话。
如果多言也无益，我想，那就最好。
那天是我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并不知道，那天的雨让我想到二十年前堤坝上那个夜晚。雨停之后，他在月光底下给我读完他的藏书，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呢，湄公河上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他是爱她的，他难道不爱她吗？
我忘记了他回答了什么，但其实他什么都没答。他笑了笑，把书小心收到背包的夹层里，拿出针线来，咬断了棉线，一针一针缝好。那时我并不知道他那个笑的确切含义，后来，直到那天，我忽然从二十年后的一场雨里读懂了一切。
——那么，当年他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他爱我。他难道不爱我吗。可是在更厚重而漫长的人生里，两个年轻人的爱，薄得就像一层纱。
但那层纱一定很美，就像嘎子哥曾经说过的——“就像飘在天上。”
所以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蔡程昱只是笑，在薄如蝉翼的月光下，他缝好书包，把咬断的线头轻轻打结，然后伸出手，抱住我。
“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
他走那天我没去送他，或者说我去了，但是迟了。我错误估计了跑到镇上需要的时间，以至于等我跑到月台上的时候，火车刚刚开走。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站在月台上，像期盼青藏雪山似的期盼我，盼到最后一个人上车，在最后一遍铃声打响的时候，只好离去。于是我沿着铁轨、跟着火车跑，拼命朝他招手，我希望他能从那扇半开的窗户里，透过倒影看见我。但他没有，我一边跑，一边听见耳边那种苍茫而丰沛的松涛声，一浪接一浪，穿透夜色打湿我的衬衫。
终于我跑不动了，我停下来。刚刚站定，车尾就呼啦一声擦过我，亮着灯，沿着铁轨远去。我双手撑着膝，一下又一下地喘。喉头又是那种熟悉的烧灼感，我努力清了清嗓子，觉得那里像砂纸一样粗糙。
恍惚间我又在那条柏油跑道上了。或者其实一年多过去了，我从来没从那条柏油路上醒来过，我始终在跑，始终在追。那条磕磕绊绊的跑道，我想尽了办法却一直没离开，我从来没停过。起初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跑，后来是为了嘎子哥，再后来是为了他。可是他也走了，我又要去追逐什么呢？
我仰起头，雨停了之后，月光亮得刺眼。我下意识挡了一下，抬手的一瞬间我听见人声鼎沸。他们拍手，呼喊，号叫。蟋蟀藏在树丛里，也断续地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天要寒了，它们也知道，因此叫得格外热烈。
我站在月色里闭上眼睛。
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他们说，跑啊，方方，继续跑啊。
我深深吸了口气，睁开眼，开始往前跑，沿着铁轨，跑向远处空空如也的地方。
[ 后记：致一九七五 ]
一月你还没有出现，二月你睡在隔壁。
我时常想到一九七五年。有时我站在教室里，教孩子们唱当年的歌，当年的生命、眼泪与爱情。我不知道那些稚嫩的面孔能从五线谱里读出多少，但无论如何，我怀念它。我不是怀念某个特定的人，某个特定的事，我怀念的是某个抽象的东西——是雨雪，是松林，是我把青春泼在木柴上点火，所燃起的那一缕烟。
孩子们猜出来：那一定是个有很多苦楚，很多遗憾，但纵使千金也不换的年份。
三月里下起了大雨，四月里遍地蔷薇……
五月我们对面坐着，犹如梦中。就这样六月到了，六月里青草盛开，处处芬芳。
我对孩子们说，是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候——我的眼睛没被镜片遮住，腿脚没被年岁缠住。我穷得只剩下快乐，我可以想爱谁就爱谁。再后来我爱的人纷纷离我而去，我就把他们离去的脚印丝丝缕缕地采下来，编成天边的晚霞，再唱成歌。
七月悲喜交加，八月守口如瓶。
八月我是瓶中的水，你是青天的云。
所以我会说，一九七五年，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所以我像纪念爱人一样纪念它。
九月和十月，是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你在海上，我在海下。
十一月尚未到来，透过它的窗口，我望见了十二月。
十二月大雪弥漫。
致，一九七五。
fin.